中日《国际法》异同例举
李广民
国际法（International Law）作为西方国际体系的产物，伴随列强的坚船利炮传入东亚。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时，就开始让人零星地翻译国际法（国际习惯），此后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系统地将国际法翻译成中文。日本开始是从中国学习国际法和国际习惯的，但随着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文明开化、脱亚入欧政策的实施，中国反过来得从日本学习国际法。虽然相互学习，但由于近代以来两国走上不同的道路，形成了不同的历史、文化和价值观，最终导致两国对国际法的理解产生了许多差异。由于学识所限，这里我主要根据日本国际法学会编纂的《国际法辞典》和能找到的几本日文原版《国际法》教材，对照我国目前流行的各种不同版本的《国际法》，对中日之间《国际法》的一些异同点，做一些例举性的说明，以促进中日国际法学的比较研究。
《国际法》一般体例之异同
新中国的《国际法》体系最初源于苏联，那时国际法体系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强调社会主义国际法原则的独立性，对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和社会主义国际法原则一般均有专门章节加以论述。在那时的国际法体系中，民族解放运动受到高度关注，新独立国家在国际法上的地位和作用一般都占较大的篇幅。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重新恢复法学教育，《国际法》亦逐渐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体系，1980年前后出版的教材，就基本奠定了这一特点。比如法律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高等学校法学教材《国际法》 （主编王铁崖、副主编魏敏），就是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从中国国家利益出发，按照当时中国对世界格局的基本判断和中国外交的基本政策，系统地介绍了国际法的基本知识。该教材共分十三章，其中第二章（国际法基本原则）专门有一节论述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另外它认识到国际经济法作为国际法的一个新的分支，即将形成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所以该教材的第十一章就勾勒出国际经济法的基本轮廓。这种章节体例安排一直延续到1995年、1996年前后。中国大陆《国际法》体系发生较大调整，是由于中国高层领导人对国际法认识的变化。在打破西方国家因89年政治风波对中国进行的制裁过程中，中国领导层逐渐认识到，按照国际法规则与西方国家展开对话，也是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一种有效途径。中国积极参加联合国系统组织的各类环境和人权活动，尤其是在人权保护方面与西方大国展开积极的对话，并承诺作负责任的国家。1996年12月，中国最高领导层（包括中央政治局常委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基、胡锦涛等）在中南海认真听取了国际法专题讲座，讲座后江泽民还号召大家娴熟地运用国际法武器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伸张正义。这次《国际法》 体系调整最突出的是增加了《国际环境法》、《国际人权法》、《国际法律责任》等章节。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教育长期以来，就带有较强的政治色彩，《国际法》体系的调整自然也打着政治烙印。
与中国不同，日本的《国际法》体系，却呈现出不同的个性。尽管主要内容没有太大出入，但结构安排却各具特色，比如田田茂二郎是日本知名国际法专家之一，针对海洋法、外层空间法在1960’s的变化，1968年他就对自己以前所著的《国际法》（上）进行了全面修订，并将书名改为《国际法讲义》 。在这次修订中，他结合第二次海洋法会议及此后的有关决议，对海洋法部分进行了修订。结合1963年通过的《外空宣言》和1966年签订的《外空条约》，勾勒出外层空间法的框架。结合1966年两个国际人权公约的出台，加大了对国际人权保护的论述。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通过，1972年他又对条约法部分进行了大幅度修订。1978年他又以第三次海洋法会议开幕为契机，对海洋法再次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补正。田田茂二郎的《国际法讲义》分总论和本论两大部分。总论主要论述国际法的历史、性质、构造及其与国内法的关系；本论则从国际法管辖的场所范围、国际法管辖的人的范围及国际关系中的国家机关等角度阐述了国家领土、托管、外层空间、国籍、外国人法律地位、人权的国际保护、集团杀害、劳动条件改善、外交与领事关系等内容。其他如国际法主体、条约、国际法上的违法行为、国际纷争的和平处理方法、安全保障、战争与中立等则与一般体系相似。宫崎繁树也是日本国际法学界知名学者，他1984年出版的《国际法纲要》 将国际法分为：总论、国际法主体和国际法分论三部分，其中国际法总论占全书的1/6，国际法主体占1/3，国际法分论占1/2。他在体例安排上最大的特点是将国际法上的个人、国家和国际组织均放在国际法主体部分来论述。关野昭一是我曾经访问过的日本国学院大学法学部教授，他撰写的《国际法概论》 用国际法人格和国际法客体将绝大多数国际法内容串联起来，然后外加国际纷争的和平解决及安全保障，便构成了国际法的完整体系。金泽正雄曾长期从事外交工作，担任过日本驻罗马尼亚、印度等国大使和驻联合国大使，外务省退职后开始从事国际法教学，他所撰写的《国际法入门》 更侧重国际理解与协调，在章节安排上，他突出学习国际法的意义和国际法的发展，强调国际社会的协调与合作。东京大学名誉教授高野雄一针对一般大学生所撰写的《教养国际法》 应该说是日本《国际法》体例安排最别具一格的。他把《国际法》教学拓展到非法学专业大学生的基础素养教育上，他呼吁更多的人为了明天的国际社会和日本而学习国际法，为此他在章节安排上，打破了法学专业国际法的一般体例，他第一章先讲“国际社会和人类社会”，第二章和第三章则从“国家与纷争”、“和平和安全”两个角度讲“国际和平”。接下来三章他分别讲“人类的福祉”、“世界的正义”、“明天的国际社会和日本”。他删去了国际法中比较专业化的知识，将与普通人联系密切的国际法内容有机地编织在他所构建的国际法体系中。当然，在日本也有一些与中国《国际法》体例比较接近的著作，象波多野里望和小川芳彦主编的《国际法讲义》 就是其中的一本。日本的《国际法》体例虽有这么多变化，但其中有几点却是它们的共性。第一，日本的《国际法》很少专门谈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至少我手头找到的这几本著作中没有一本象我们中国那样列专门章节谈国际法基本原则。第二，日本绝大多数学者没有在《国际法》中专门讲国际环境法，日本虽比较重视环境保护的国际合作，而且国际法的修订也常常紧扣国际法的变化，但1972年联合国召开了斯德哥尔摩会议，1982年国际环境保护法又有所突破，可至少1980’s之前日本的国际法却很少用专章阐述国际环境法方面的变化，而只是就“越境污染”和“海洋污染”等问题做些论述（日本习惯把国际环境法放到国际经济法中讲）。第三，日本学者一般将“条约法”置于整个体例的开头部分，在讲述了概论等一般问题之后，紧接着就谈“条约法”，不象中国的学者一般把“条约法”放在偏后部分。
1997年以后，对中国国际法体例进行调整的探讨也不是没有，象慕亚平等主编的《当代国际法论》 就将国际法分为总论和分论两部分，在总论部分，他们不仅阐述了国际法的概念、性质、渊源、地位、编纂和历史，而且阐述了国际法学的有关情况；不仅阐述了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而且阐述了国际法律关系的主客体双方；不仅阐述了国际法律责任制度，而且阐述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法律制度。另外象曹建明等主编的《国际公法学》 在每一章后面都重点阐述了中国在这一领域的观点和具体实践。至于其他学术专著的体系安排，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之异同
在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上，国际法学界存在两派理论，三种学说。所谓两派理论即“一元论”（Monism）和“二元论”（Dualism）；所谓三种学说，即“国内法优先说”、“国际法优先说”和“平行说”。“一元论”认为国际法与国内法同属一个法律体系。在这个法律体系中，认为国内法优于国际法的，被称为“国内法优先说”；认为国际法优于国内法的，被称为“国际法优先说”。“二元论”认为，国际法与国内法是两个不同的法律体系，这两个体系互不隶属，地位平等，故被称为“平行说”。
“国内法优先说”认为国际法作为法律，与国内法同属一个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国际法是依靠国内法才得以实现其效力的。换句话说，国际法的效力来自国内法，国际法是国内法的一部分，是国家的“对外公法”。中国学者认为，这种学说无限扩大了国家主权，鼓吹国际法受制于国内法，实际上否定了国际法的效力，使国际法本身失去了独立存在的意义，为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打开了绿灯。日本学者虽不同意这种学说所主张的国际法的效力是国内法所赋予的，但他们却认为，并非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承认国内法的优先。在国内关系上，通常由各国宪法来决定适用于该国的国际法和国内法两者的效力关系，有时还承认违背国际法的国内法是有效的。当然，日本学者只是将这作为一种特殊情况，他们也认识到在解释上尽可能使国际法与国内法协调起来，在实践上防止各国宪法承认违背国际法的国内法的效力。
“国际法优先说”认为，在国际法和国内法统一的法律体系中，国际法应处于主导的地位。国内法的妥当与否，应由国际法来确认，换句话说，国内法的合理性来源于国际法。这种学说虽适应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社会普遍要求加强国际法效力的潮流，但它却因过分强调国际法的重要性，而否定了主权国家应有的制定和实施国内法的权利，使国际法蜕变成“超国家法”和“世界法”。在这一点上，中日学者的看法基本相同。
日本学者认为，“一元论”所主张的“国际法与国内法同属一个法律体系”是没有错的，但要在同一个体系中，分出国际法和国内法孰优孰先来，就不那么容易了。他们主张，从现代国际社会的性质和结构看，国际法和国内法都是依据各自的合理根据而产生效力的，既不能说国际法赋予国内法效力，也不能说国内法赋予国际法效力。依据各自的合理根据而产生效力的国际法和国内法，是以国家的意志为媒介而实现统一的。国家意志在国内法的制定、修改和废除方面单独起作用，而在国际法的制定、修改和废除方面，是同其他国家一起起作用的。日本学者赞同“二元论”所主张的“国际法和国内法各自应有不同的合理根据”，但反对“二元论”将国际法与国内法看作两个完全独立的法律体系。他们认为国际法和国内法是在国家意志的基础上统一起来的。
中国学者认为，“二元论”所主张的国际法和国内法分属不同的法律体系，是有道理的。因为国际法和国内法在法律主体、调整对象、适用范围、法律渊源、效力根据和实施方式等方面各具特色，有着明显的区别。但这两个体系之间的关系并不象“二元论”所主张的那样，是互不隶属的平行关系，而是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紧密联系的交错关系。中国学者虽不同意“一元论”将国际法与国内法视为同一个法律体系，但对“一元论”所指出的两个的共性也加以肯定。承认两者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国际法并没有统一规定如何将其实施于国内。各国在国内适用国际法的实践也千差万别。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次宪法都没有规定国际法或国际条约、国际习惯在我国的地位，更没有关于国际法在中国适用的具体规定，但包括《民法通则》在内的一系列重要法律却涉及到这些内容。虽然我们还不能说在中国的法律体系中，已经确立了国际法在国内适用的规则，但至少可以说我们已开始这方面的立法工作。从国际条约在我国的实施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做法：
第一是直接适用。尽管我国宪法没有明确的规定，但从实践上看，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加入的国际条约，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批准或经国务院核准的，一般即在中国发生效力，可以直接适用，而无需经过特别程序。中国出席《禁止酷刑公约》的代表就曾表示：该公约一旦在我国生效，“其所规定的犯罪在我国亦被视为国内法所规定的犯罪。该公约可以在我国得到直接适用”。
第二是对国际条约的适用做出原则性规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42条第2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际条约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268条第1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本法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
第三是按照国际条约的要求，采取相应的国内措施。比如中国加入《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后，先按公约的要求，确立管辖权。1987年6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行行使刑事管辖权的决定》规定：“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所承担条约义务的范围内，行使刑事管辖权”。接着修改法律，补充相应条文。中国当时的《刑法》并没有关于劫持航空器罪的规定，199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关于惩治劫持航空器犯罪分子的决定》，确立了这种新罪名，1997年修改后的《刑法》则明确规定“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所承担条约的范围内行使管辖权的，适用本法。”（刑法第9条）“以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劫持航空器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航空器遭受严重破坏的，处死刑。”（刑法第121条）
第四是为实施国际公约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如根据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和中葡关于澳门的联合声明，我们分别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我们分别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特权与豁免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领事特权与豁免条例》；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我们又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为实施《伯尔尼保护文学艺术作品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我们还制定了《著作权法》。
第五是根据我国参加的国际条约，及时对已有的国内法进行相应的补充和修改。1985年我国加入《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后，就对已有的《专利法》和《商标法》进行了补充和修改。
对国际习惯，我国的立法和实践均表明了尊重和遵守的积极态度。如1985年的《涉外经济合同法》率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未作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1986年制定的《民法通则》第142条第3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26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第184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96条都有可以适用“国际惯例”的条文。我国一些民商事法律还规定外国人在中国的民商事活动按“对等原则”办理，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33条等。“对等原则”实际上就是国际习惯法的一项重要规则。我国一些部门法还规定了“国民待遇”原则。在中国与外国签订的大量双边条约如司法协助、引渡、领事条约中，都吸收了若干国际习惯法规则。对于近年来在空间法、海洋法、国际环境保护法、国际人权法等领域新形成的国际习惯法规则，中国都表示尊重、遵守。长期以来，中国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对国际习惯持肯定态度，违背国际习惯的行为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
与中国不同的是，虽然日本国宪法明确规定：“日本国缔结的条约及已确立的国际法规范，必须诚实遵守之”。（第98条）但在国内法秩序中，日本却将宪法至于优先的地位，即所谓的“宪法优先论”。他们认为，条约虽然是国际法的主要渊源，但在缔结条约时，全权代表是由内阁任命的，内阁的这种权限又受到“外务公务员法”、“内阁法”更进一步说是受“宪法”制约的。内阁批准条约的权限、国会承认条约的权限、天皇认证条约的权限，都是基于宪法而生产的。因此可以说，条约来源于宪法。再说，宪法的修订，必须经过众参两院全体议员2/3以上的赞成，并经国民承认（国民半数以上赞同）才可进行。（参见宪法第96条）而缔结条约时的国会承认，只要众参两院各有1/3以上议员出席，半数以上议员赞同即可。这样轻而易举就可得到承认的条约，其效力自然不能与必须经过慎重修正程序的宪法相比。此所谓“一元论”中的“国内法优先说”。
其次，日本认为，国际法只是国家的义务，如果国家违反了国际法，就承担国际不法行为和国际责任。但国际法不能直接约束个人，国家只有依据国际法（国际条约）的内容，制定个人应承担义务的法律，才能在国内实施，这就是国际法规范的国内化。如果没有这种国内化程序，国际法只是在国际社会层面对国家课以义务，而在国内社会层面，依然是与国际法无关系的国内法对个人课以义务。例如，根据《新日美安保条约》及《新美军地位协定》，凡日本政府同意美军使用的区域，若属国有地，美军则可以直接使用，若属私有地，则美军不能直接使用。这就是说，日本政府只是从国际法上承认了美军使用这一区域的权利，但从国内法上，并没有对该土地的所有者课以允许美军使用这块土地的义务。只有在日本国会为此专门制定了《特别措施法》以后，这个问题才顺利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坚持的是“二元论”，国内法在国内有效，国际法在国际社会有效。
当然，日本也不是绝对坚持“一元论”中的“国内法优先说”。在一定的条件下，他们也承认“一元论”中的“国际法优先说”。一方面，日本也承认“自动执行条约或条款”，而且日本也积极进行国际条约义务的国内转化；另一方面他们也承认当国际条约与本国国内法生产抵触时，优先适用条约。他们的解释是：宪法规定的“日本国缔结的条约及已确立的国际法规范，必须诚实遵守之”，虽不能解释为“条约优于宪法”，但至少可以说，只要是已确立的国际法规范、已缔结的有效条约，立法机关就应据此制定相关的国内法；行政机关在实施国政的时候，就应该尽量与之一致；司法机关在裁判的时候，就应该承认其法规性；作为国民，亦应诚心诚意去遵守它。前面从通过手续上比较了宪法与条约的优劣，其实，全权委员也好，阁僚、国会议员也好，他们均负有遵守宪法的义务，在条约起草、签署、批准、承认时，他们就应该判断条约的内容是否违宪，如果一定要缔结违反宪法的条约，那也得先改定宪法的有关内容，再缔结条约。
总之，不能简单地说，日本在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上，支持哪一种理论，哪一种学说。不管是在立法上，还是实践上，日本也是具体问题，具体对待。时而倾向“一元论”，时而倾向“二元论”，时而主张“国内法优先说”，时而主张“国际法优先说”。从这点来说，这到符合日本外交中“实用主义”的传统。
个人国际法地位之异同
关于个人是不是国际法主体的问题，中日学者存在不同的看法。在中国，绝大多数学者反对把个人视为国际法主体。王铁崖、魏敏主编的《国际法》认为：根据国际法的理论和实践，自然人和法人虽可以成为国内法的主体，但在国际关系中，它们不具有独立参加国际关系和直接承受国际法上权利义务的能力，因而没有资格成为国际法的主体。他们先将主张个人是国际法主体的论据归纳起来，然后逐一进行了反驳。尤其是关于外交特权与豁免权，他们指出：外交代表享有这些权利，并不是由于他们的私人身份，而是因为他们代表着国家。如果没有国家的权利或者他们不代表国家，他们就不能享有这种权利。关于保障基本人权，他们指出：《联合国宪章》和一些国际公约规定保障基本人权，并不意味着国际法能直接赋予个人以基本人权，个人的基本权利完全是由国内法加以规定和赋予的，国际法保障基本人权，主要是责成国家担负起保护人权的义务，而不是直接赋予个人权利。关于惩处个人的国际犯罪行为，他们指出：国际法规定对这类国际犯罪加以惩治，其相应的权利和义务主要针对的是国家，而不是个人。被惩处的个人只是因承担国际法上的刑事责任而成为惩罚的对象，而不能被视为国际法的主体。端木正主编的《国际法》除了沿用王铁崖他们的观点以外，着重分析了个人在国际法庭上的诉讼权问题。他们认为肯定个人在国际法庭上的诉讼权只是少数条约的规定，而且仅适用于某些地区，相反重要的国际法庭是排除个人的诉讼权的，比如《国际法院规约》就明确规定：“在法院得为诉讼当事者，限于国家”。国际实践表明：当个人的权益遭到他国侵害时，只有个人所属的国家依据国际法向他国追究责任，个人的权益才能得到保护。所以据此证明个人是国际法主体是不能成立的。邵津主编的《国际法》虽不象其他著作在标题中就旗帜鲜明地否认个人国际法主体地位，但他在论述中同样主张个人不能被认为是国际法的主体。他针对《奥本海国际法》（第9版）所说的“国家可以将个人或其他人格者视为是直接被赋予国际权利和义务的，而且在这个限度内使他们成为国际法的主体”，反驳到：国际法在极为有限的范围内给予个人以某种权利和义务，这与国家和国际组织在国际关系中的大量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相比，只是少数例外情况。充其量，只能说个人有某种国际法律地位，但是这与国际法主体地位显然是不能同日而语的。他虽没有在正文中过多地反驳个人是国际法主体的观点，但他却在注释中详列了主张个人为国际法主体的学者的主要论据，及持个人不是国际法主体观点学者的反驳。
当然，在中国学术界也出现了承认个人是国际法主体的倾向。比如有的学者认为，只要个人享有国际法上的权利并能以自己的名义不通过其本国或他国直接诉诸于国际性的法庭或仲裁庭，主张国际法上的权利，同时又能负担国际法上的义务，且怠于履行义务时能够负担国际法上的责任，那么个人就可以被认为是国际法主体。他们还指出我国在实践中也出现了承认个人在有限范围内享有国际法主体地位的倾向，如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与《关于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之间的投资争议公约》等 。有的学者认为，根据学界对于国际法主体资格的条件的学说，结合我国的最新实践，个人的主体资格越来越明显。个人和法人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国际关系中来，个人直接享受权利(如欧洲人权公约)与承担义务(如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及其判决体现出的原则)的实例也已不少，这说明国际法的发展已使得个人在每一个方面都侵蚀着传统的国际法主体理论，这是国际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
与中国的情况相反，日本的主流观点认为，个人和国家应同时成为国际法的主体。日本国际法学会主编的《国际法辞典》指出：国际法关于个人权利（如外交特权等）和义务（如禁止海盗行为等）的规定，都是现代国际法的重要内容，这些国际法上的权利和义务是以个人为主体的。虽然从权利的行使方式来看，个人并没有独自实现其权利的手段，只有国家才拥有这种手段，但这并不能构成否定个人在国际法上享有权利的理由。他们甚至还举例说，关于外交使节的特权，不仅国家可以根据国际法提出这种要求，使节个人也可以根据国际法提出这种要求。在“个人的国际法主体性”辞条中，东寿太郎虽然也列举了否定个人国际法主体性的学说，但紧接着他就指出：从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来看，现在有不少国家将国际法作为其国内法之一部分而承认其具有国内效力，并规定了它和宪法以及其他法律之间的效力顺序，这一事实至少表明，国际法具有国内效力，具有适用于个人的性质。这表明，在国际法秩序中，个人的主体性可能得到承认。在这个基础上，东寿太郎又提到：有些学者主张，为了使个人在国际法中的主体性得到承认，不仅应该在国际法中规定个人的权利义务，而且有必要给予个人以通过国际法程序实现其权利的手段，设立通过国际法程序追究个人责任的制度。当然他也认识到，目前个人在国际法上的权利和义务，是经由国家间的协议而定立的，而不是由个人意志确立的。所以，他最后也不得不折中地概括到，承认个人在国际法上的主体性时，一般认为国家是真正的、能动的、积极的国际法主体，而个人是被动的、消极的主体。
宫崎繁树主编的《国际法纲要》用了近300页的篇幅谈国际法主体问题，他将国际法主体分为三类，即个人、国家和国际机构，而且他还把个人放到了首位。当然他也认识到个人作为国际法主体的局限性，并指出：个人只是在条约规定的权利义务范围内具有行为能力的限制性主体。 关野昭一的《国际法概论》虽没有象宫崎繁树那样将个人放到如此突出的地位，但他同样在国际人格一部分中将个人与国家、国际机构并列为国际法的三大法律人格之一。他认为：个人在国际法上主要是作为客体而存在的，但在一定的场合，它也具有国际法上的人格，即国际法上的主体地位，当然这种主体地位是被动的和受到限制的。 田田茂二郎的《国际法讲义》虽没有象宫崎繁树和关野昭一那样在“国际法主体”那一章将“个人”列到突出的地位，节款目录中甚至没有提到“个人”，但他支持个人是国际法主体的态度还是非常明确的。
当然在日本也有持相反观点的学者，如果说波多野里望、小川芳彦主编的《国际法讲义》只是倾向于否定个人是国际法主体的观点，或者说他们只是不同意将个人与国家并列为国际法主体。 那么，金泽正雄的《国际法入门》则明确否认个人是国际法主体。他指出，与国际团体不同，个人不是国际法的主体。国际法不直接创设个人的权利和义务。尽管国际法（国际条约）中有关于个人权利义务的规定，国家也承认对他国个人的这些权利，或者约定课个人以义务，但这些权利和义务是国家间的约定，也是直接针对国家的。
对“国际上关心的事项”认识之异同
日本的许多《国际法》著作或辞书中，有一个与“国内管辖事项”（matters within the domestic jurisdiction）联系非常密切的概念，即“国际上关心的事项”（matters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国内管辖事项”与“不干涉内政原则”联系密切，根据《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7款规定：“本宪章不得认为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项，且并不要求会员国将该项事件依宪章提请解决，但此项原则不妨碍第七章（对于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及侵略行为之应付办法）内执行办法之适用”。关于“国内管辖事项”，日本国际法学会编纂的《国际法辞典》解释为：各国对其领土内的一切人和物，除国际法确认予以豁免者外，有行使管辖之权。国家有权排他地自行决定和处理国际法上规定系属于一国管辖的事项，他国对此不得干涉。各国有权决定本国的政治机构和经济、社会政策，决定陆海空军的水平和规模，决定国籍和外国人出入境，管制和外国人的通商关系。“国内管辖事项”既关系到国家主权，也关系到国际法调整的领域，但由于确定某一事件是否属于“国内管辖事项”的主体和标准尚未确定，因而“国内管辖事项”的含义是不确定的、相对的。随着国际关系日益紧密化和组织化，以及国际法规定的对象的扩大，国内管辖事项逐渐具有国际性，从而使国内管辖事项有缩小的倾向。关于某件事是否属于国内管辖事项，《国联盟约》曾赋予行政院某种决定权，但《联合国宪章》却没有对此做任何规定。正是为了弥补宪章上的这种缺陷，才有了“国际上关心的事项”这一概念。
关于“国际上关心的事项”，日本学者解释说：某件事虽属一国国内管辖事项，但根据条约，该事项又成为国际法的限制对象，国家就应根据条约承担法律上的义务，这样该事项就成为该国不能自由决定的问题，该事项也就不再纯属于国内管辖事项，而变为“国际上关心的事项”或“与国际有关的事项”。一般国际机构和联合国之所以反复使用这个概念，就是要使它们已采取或将采取的措施合理化、合法化。而许多国际法学者却以此作为联合国可以介入会员国国内事项的依据。尽管还不能说“国际上关心的事项”这个名词已被确定为国际法上的一个概念，但至少可以说它正在成为国际法上的一个概念。因此，“国际上关心的事项”这个名词，被联合国主要用作可以介入被认为是会员国的国内事项的法律基础或依据，并称之为“联合国关心的事项”也无不可。在联合国的实践过程中，可称之为联合国存在理由的维持和平、保障人权和基本自由以及民族自决权等问题，便被看做是典型的“国际上关心的事项”，对这些事项，联合国可以进行种种方式的介入，这种看法已占统治地位。最后该辞条的作者总结到：“国际上关心的事项”这个名词，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在过渡到可以否定“国内管辖事项”的“国际管辖事项”之前的一种中间性概念。
日本的这种理论见解，在冷战结束以后的实践中被一步步地强化。西方学术界的“主权过时论”、“人权高于主权”为其提供了更丰富的理论营养，以美国为首的霸权主义者在世界各地的违法实践（南联盟战争、美伊战争）更为其提供了活生生的现实材料，尤其是冷战后联合国越来越多地介入一国国内事务，恐怖主义势力的猖獗和安全威胁的多元化等，为日本学者进一步强化这种理论披上了一层“合法”的外衣。在环境问题、打击有组织犯罪问题上的国际合作更使这种理论有了某些合理的成分，因此日本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国内管辖事项”的国际化。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对国际法的一项重要贡献，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坚决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所谓不干涉内政（ non-intervention in Domestic），就是指彼此独立的国家在相互关系中，不得以任何借口或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一国国内管辖的事项，也不得以任何手段强迫他国接受自己的意志、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这里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如何界定内政这一概念。国际法一般援引《联合国宪章》的说法，即内政是指本质上属于一国国内管辖的事项。这一界定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对贯彻这一原则带来极大的不便。其实，内政和主权是一对实同而名异的概念，凡涉及一国主权的事务，都应该是该国的内政，相反对主权的滥用或严重损害他国主权的行为就被排斥在内政以外。另外根据只有国家本身才能对自己的主权做出限制的原则，通过国家协议或同意而自行限制的主权部分也不能再作为内政。总之，与主权平等原则相似，不干涉内政原则贯彻过之则有损各类国际机制的运营和国际法的权威，不及则会损害弱势国家的主权，促长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气焰。
当然中国学者大多数承认“国内管辖事项”不是一个单纯的地域上的概念，一国在本国境内的某种行为，或对外采取的某种政策，可能会因破坏公认的国际法原则、规则而被追究国际责任。中国学者主张，一国在行使国内管辖权时，既不能违反国际法，又不能损害他国合法利益。中国学者反对以内政为借口破坏国际法规范，或拒绝承担国际义务。但中国学者更反对因一种倾向而掩盖另一种倾向，即反对对“国内管辖事项”的无限侵蚀，特别是反对个别国家利用各种借口干涉别国内政。
针对某些西方学者提出的贬低和否认国家主权的理论，中国学者从实际出发，进行了冷静、严肃的分析和探讨。中国学者认为，这些西方学者，他们或者故意将国家主权与国际法相对立，或者强调国际组织权限与国家主权的抵触。其实主权本身就是一个历史范畴，随着时代的进步，国家主权的内涵和外延都必然会随之发生变化。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主权的基本概念不会发生变化，作为国家固有的一种属性，它包括“对内的最高权”和“对外的独立权”。在对内方面，国家对自己领域内的人和物以及领域外的本国人享有属地优越权和属人优越权。在对外方面，每一个国家都是相互平等的国际人格者，有权独立自主地处理本国的对内对外事务，并排除任何外来侵犯和干涉。任何国家都珍惜并竭力维护自己的主权，这就要求所有的国家在行使自己的主权时，承担尊重其他国家主权的义务。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得将本国的主权绝对化，滥用本国的主权，以致损害他国的主权。对一个国家主权的限制只能以这个国家同意为前提。国际法的权威、国际组织的权限实际上都来自于国家的协议（同意）。如果任意贬低或否认国家主权，那么只能导致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猖獗，国际秩序的紊乱 。目前的国际法是以国家协议的方式或国家对国际习惯认可的方式确立的，贬低或否认国家主权，势必动摇国际法的基础。西方某些学者一方面片面地将国家主权歪曲为绝对主权、无限主权，另一方面又大肆抨击国家主权，说什么主权过时、主权有限，进而要求否定主权。其实他们是想用自己国家的主权至上来削弱和限制别的国家的主权，他们是想借“联合主权”、“世界主权”操纵和干涉别国主权，他们的这些理论在实质上是为霸权主义服务的。
作为贬低和否认国家主权的变种，“人权高于主权”的论调也甚嚣尘上。我们只要翻开《联合国宪章》，就会发现，不管是从性质、内容还是适用范围上看，主权原则都高于人权原则。从性质上说，《联合国宪章》是将主权原则作为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来规定的，而对人权问题只作了一般性的规定；从内容上说，《联合国宪章》涉及到主权的各个方面，它不仅规定了国家主权平等原则，而且还规定禁止以武力或武力威胁，以及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方法，侵害任何会员国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禁止干涉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事项。而对人权问题，《联合国宪章》只规定应“增进”、“促成”、“促进”、“提倡”对“人权及基本自由”的尊重和遵守；从适用范围上说，《联合国宪章》将国家主权原则作为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自然它就可以适用于国际关系和联合国活动的所有领域以及国际法的各个部分。而人权原则只是一般规则，自然仅能适用于国际人权法。而且需要注意的是，国际人权法中的各项原则，必须符合作为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和不干涉内政原则。
西方一些学者之所以不遗余力地鼓吹“人权高于主权”，其实质是想把西方关于人权的理论和概念强行当作全人类的共同观念，是想借威胁国际安全因素的变化，贬低和否定“国家主权”。他们故意将人权和主权割裂并将他们对立起来，目的是想将与人权有关的问题全部从“国内管辖事项”中剔除出来，从而为他们的“新干涉主义”铺平道路。“新干涉主义”就是利用“人权高于主权”理论，将一国“国内管辖事项”中的人权状况变为“国际社会共同关心的事项”，将西方某些国家的价值观变为“人类普遍的价值观”，用西方的人权标准衡量世界各国的人权状况，只要不符合他们的标准，他们就指责该国出现人权危机，对出现“危机”的国家，他们就可以不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而径直采用一切手段，包括使用武力，去“纠正”该国的人权状况。很明显，“新干涉主义”就是美欧各国借以干涉别国内政的遮羞布，是西方国家企图用自己的标准，自己的方式去肆无忌惮地推行霸权主义的工具。
嘉兴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实施办法（2001年）
浙江省嘉兴市人民政府
嘉兴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实施办法
（2001年1月4日嘉兴市人民政府令第10号发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和完善嘉兴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的管理，提高经济效益，保证工程质量，促进建设市场统一开放、规范有序地发展，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招标投标活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浙江省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本行政区域内建设工程项目总承包、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材料采购等的招标投标活动要遵守本办法。
凡在市本级规划区范围〔以杭州塘、平湖塘为界，北至北郊河及东外环河，南至规划外环路(包括东部延伸段)，面积约100平方公里〕内，属于本办法第三条规定范围内的各类工程建设项目及各行业主管部门直接管理的项目，必须统一进入市建设工程交易中心(有形建设市场)进行公开交易活动。
第三条 下列建设项目必须进行招标：
(一)大型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项目。
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基础设施项目的范围包括：
1、煤炭、石油、天然气、电气、新能源等能源项目；
2、铁路、公路、管道、水运、航空以及其它交通运输项目；
3、邮政、电信枢纽、通信、信息网络等邮电通讯项目；
4、防洪、灌溉、排涝、引(供)水、滩涂治理、水土保持、水利枢纽等水利项目；
5、道路、桥梁、地铁和轻轨交通、污水排放及处理、垃圾处理、地下管道、公共停车场等城市设施项目；
6、生态环境保护项目；
7、其他基础设施项目。
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公用事业项目的范围包括：
1、供水、供电、供气、供热等市政工程项目；
2、科技、教育、文化等项目；
3、体育、旅游等项目；
4、卫生、社会福利等项目；
5、商品住宅，包括经济适用住房；
6、其他公用事业项目。
(二)使用国有资金投资项目的范围包括：
1、使用各级财政预算资金的项目；
2、使用纳入财政管理的各种政府性专项建设基金的项目；
3、使用国有企业事业单位自有资金，并且国有资产投资者实际拥有控制权的项目。
(三)国家融资项目的范围包括：
1、使用国家发行债券所筹资金的项目；
2、使用国家对外借款或者担保所筹资金的项目；
3、使用国家政策性贷款的项目；
4、国家授权投资主体融资的项目；
5、国家特许的融资项目。
(四)使用国际组织或者外国政府资金项目的范围包括：
1、使用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贷款资金的项目；
2、使用外国政府及其机构贷款资金的项目；
3、使用国际组织或者外国政府援助资金的项目。
第四条 本办法第三条规定范围内的各类工程建设项目，包括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材料等的采购，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必须进行招标：
(一)施工单项合同估算价在五十万元人民币以上(含五十万元)的；
(二)重要设备、材料等货物的采购，单项合同估算价在五十万元人民币以上(含五十万元)的；
(三)勘察、设计、监理等服务的采购，单项合同估算价在二十万元人民币以上(含二十万元)的；
(四)单项合同估算价低于第(一)、(二)、(三)项规定的标准，但项目总投资额在一千万元人民币以上(含一千万元)的。
第五条 建设项目的勘察、设计，采用特定专利或者专有技术的，或者其建设艺术造型有特殊要求的，经项目主管部门批准，可以不进行招标。
第六条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全部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者国有资金投资占控股或者主导地位的，应当公开招标。
第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化整为零或者以其他任何方式规避招标。
第八条 工程招标投标活动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择优和诚实信用的原则。招标投标活动不受地区或者部门的限制，不得对潜在的投标人实行歧视待遇。
第九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计划部门指导和协调本地区的招投标工作,各行业主管部门是本行业招投标的管理机构，负责对本行业招投标工作的行政监督。
市建设、交通、水利、电力等部门按照国家、省有关规定负责本专业建设工程的招标投标管理工作。市重点建设工程的招标投标活动由市计划部门按项目行业分类分别会同市建设、交通、水利、电力等行业主管部门负责管理。
第十条 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活动，应接受监察机关的监督。
公证机关应当参加招投标活动，为招投标人提供公证服务。
第十一条 招标投标活动及其当事人应当接受依法实施的监督。
有关行政监督部门依法对招标投标活动实施监督，依法查处招标投标活动中的违法行为。
第十二条 符合第二条、第三条规定的所有建设项目应统一进入市、县建设工程交易中心进行发包交易活动。
外商独资、国内私人投资建设的项目，可委托当地的建设工程交易中心办理招标投标事宜。
第二章 招 标
第十三条 招标人是指依照法律规定提出工程建设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材料等招标项目、进行招标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第十四条 招标项目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需要履行项目审批手续的，应当先履行审批手续，取得批准。
招标人应当有进行招标项目的相应资金或者资金来源已经落实，并要在招标文件中如实载明。
第十五条 招标分为公开招标和邀请招标。
公开招标，是指招标人以招标公告的方式邀请不特定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投标。投标人一般不得少于六家。
邀请招标，是指招标人以投标邀请书的方式邀请特定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投标。投标人不得少于三家。采用邀请招标方式，应当由符合相应资质条件，并在招投标管理机构登记档案中具有良好业绩的投标人参加投标。
嘉兴市建设、交通、水利、电力等部门的建设项目和嘉兴市政府确定的重点建设项目因工程专业特殊、条件限制等，不适宜公开招标的，经嘉兴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进行邀请招标。
第十六条 施工招标原则上应采用施工图预算报价招标，极少数工程经计划部门核准，可采用初步设计概算或单价费率报价招标。
第十七条 招标人自行办理招标事宜，应当具有编制招标文件和组织评标的能力，具体包括：
(一)具有项目法人资格(或者法人资格)；
(二)具有与招标工程规模和复杂程度相适应的工程技术、概预算、财务和工程管理等方面专业技术力量；
(三)有从事同类工程建设项目招标的经验；
(四)设有专门的招标机构或者拥有三名以上专职招标业务人员；
(五)熟悉和掌握《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及有关法规规章。
不具备前款规定条件的，应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招标代理机构办理招标事宜。
招标人不得向他人透露已获取招标文件的潜在投标人的名称、数量以及可能影响公平竞争的有关招标投标的其他情况。
第十八条 建设工程招标一般应按下列程序进行：
(一)招标人提出招标申请，办理招标登记手续，由招投标管理机构审查工程招标条件和招标人的业务或资质能力，在《嘉兴日报》和嘉兴市建设信息港(www.jxbuild.com)发布招标信息。国家、省有关部门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招标公告应当载明招标人的名称和地址、招标项目的性质、数量、实施地点和时间、投标截止日期以及获取招标文件的办法等事项。
(二)招标人研究确定招标方案，编制招标文件和标底，报送招投标管理机构审定。
(三)投标人在规定时间内递交投标报名书及有关资料。
投标人的选定应采用全部抽取和部分抽取两种方法。
全部抽取方法，即招标人通过预审、考察，从符合投标条件的投标报名单位中随机抽定投标人。
部分抽取方法，即三分之一的投标人由招标人从经过审查、符合投标条件的投标报名单位中挑选，其余三分之二的投标人从剩下的投标报名单位中随机抽定。同等条件下，可优先选择本市投标人参加投标。
(四)招标人向投标人发售招标文件，投标人在领取招标文件时，交纳投标保证金(或提供银行保函)。
(五)招标人组织投标人现场踏勘，介绍有关情况，并答复投标人提出的疑问。
(六)投标人在规定时间内按要求编制完成投标书，送达招标人。
(七)招标人主持开标，投标人参加开标。
(八)组建评标委员会，负责审标、询标、评标、定标。
(九)招标人向投标人发出经招投标管理机构核准的中标通知书。
(十)招标人与中标人签订合同。
(十一)投标人退还设计图纸等有关资料；招标人退还投标保证金，办理其它事项。
第十九条 招标文件应采用规范格式，其内容一般由工程概况、投标须知、合同主要条款、勘察设计图纸及技术规范、评标办法等五部分组成。招标人在投标截止约定时间内以书面形式发出的修改、补充、答疑文件均属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
第二十条 招标文件是招标投标的主要依据，对招投标双方均有约束力。招标文件发出后，招标人不得随意撤回和擅自变更其内容。如确需变更的，应在报经招投标管理机构批准后，并应当在招标文件要求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至少十五日前，以书面形式通知所有招标文件收受人，该变更的内容为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
第二十一条 招标人的招标文件应由具有相应资格能力的工程技术经济人员编制，报送招投标管理机构审核后，向投标人发售。招投标管理机构应在接到招标文件后五日内审核完毕，最长不得超过七日。
第二十二条 标底的编制和审核。
(一)标底由招标人自行编制或者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机构代行编制，由招投标管理机构审定。招投标管理机构应在接到标底后十五日内审定完毕，大型、复杂的工程审核时间可适当延长，但最长不得超过三十日。标底编制和审核者应对标底编审的质量分别承担相应的责任。
(二)标底在编制和审核中应严格保密，在开标前应予密封，任何人不得泄露。
(三)标底造价应当控制在经批准的概算或者修正概算范围内。招投标管理机构如发现标底价超出批准的概算或者修正概算时，应当书面通知招标人暂停招标，待手续办妥后方可重新招标。
采用公开招标方式，且每一标段的投标人在六家以上的，可以不编制标底，并逐步推广符合国际招标惯例的合理最低价评标办法。
第二十三条 自招标文件开始发出之日起至投标人提交投标文件截止之日止，最短不得少于二十天。
第三章 投 标
第二十四条 投标人是响应招标、参加投标竞争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一)依法成立的工程勘察、设计、施工、材料设备供应及建设监理单位、项目总承包单位均可参加与其资质条件和经营范围相适应的建设工程投标。依法招标的科研项目允许个人参加投标的，投标的个人参照本办法有关投标人的规定。
(二)两个或两个以上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组成一个联合体，以一个投标人的身份共同投标。联合体各方的资质必须与投标的工程相适应。由同一专业的单位组成的联合体，按照资质等级较低的单位确定资质等级。
联合体各方应签订共同投标协议，明确约定各方拟承担的工作和责任，并将共同投标协议连同投标文件一并提交招标人。联合体中标的，联合体各方应当共同与招标人签订合同，就中标项目向 招标人承担连带责任。
招标人不得强制投标人组成联合体共同投标，不得限制投标人之间的竞争。
(三)投标人根据招标文件载明的项目实际情况，拟在中标后将项目的部分非主体、非关键性工作进行分包的，应在投标文件中载明分包工作内容、分包单位及其资质等级等情况。
第二十五条 投标人申请参加投标时，应向招标人提供企业基本情况，由招标人进行资格审查，并经招投标管理机构核准。投标人一般应提供下述资料：
(一)企业名称、地址、法人代表和开户银行帐号；
(二)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和隶属关系；
(三)法人营业执照和资质等级证书(副本)。
(四)企业简历和近三年来的业绩；
(五)技术力量、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外地施工企业由银行提供资信证明)；
(六)现有施工机械装备状况；
(七)现有施工任务一览表(包括在建、拟开工项目等)；
(八)近两年企业质量和安全管理状况等。
投标人经资质审查合格，并且接到投标通知书或投标邀请书者，即为正式投标人。
第二十六条 投标人应按规定时间向招标人购买招标文件，踏勘工程现场。投标人对工程情况和招标文件有疑问者，应在规定时间内以书面形式提交招标人，招标人应作统一回答，并用书面形式发送各投标人。
第二十七条 投标人应将投标文件按招标文件要求的内容和格式编制、装订成册，在有关部位加盖投标人印章及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后密封，在招标规定时间内送达招标人。投标文件逾期送达的，招标人将予拒绝接受。
投标文件送出后，在招标文件约定的有效期内，投标人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撤回、否认或自行修改实质性的条款，否则以投标违约处理，投标保证金不予退还。投标人确需局部更正、补充投标文件的，必须在投标截止时间前，按招标文件的要求书面通知招标人，该局部更正、补充的内容为投标文件的组成部分。
第二十八条 投标人在购买招标文件时，应按规定向招标人交纳投标保证金(或银行保函)。投标人未中标的，其投标保证金应于确定中标人后七日内退还；已中标的，其投标保证金应于签订合同后七日内退还。
第二十九条 投标报价应在国家和本省、市现行有关工程造价和收费管理规定的基础上按招标文件的要求计算，投标人根据招标内容的特点，结合市场情况和自身竞争实力自主报价。
如采用单价、费率报价的施工招标工程，中标人应在接到施工图纸后的约定时间内根据中标费率、单价及其它承诺条件编制完成施工图预算报价提交招标人审查，并经招投标管理机构核定认可后，方为正式有效的工程承包价格。
开标后，投标报价除下列情况外，不得更改。
(一)招标文件约定采用“二次竞标法”，按约定方法修改第一次报价的；
(二)报价工期与施工组织设计工期不一致而修改报价工期的；
(三)扣除由于招标单位原因造成超过发包范围和报价口径部分的；
(四)修正除工程量、单价、费率以外，且招标文件约定的算术性错误的。
上述报价的修正、变更、商议，均应在招投标管理机构监督下进行。
第三十条 投标人不得以低于成本的报价竞标，也不得以他人名义投标或者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骗取中标。
第四章 开标、评标、中标、签约
第三十一条 开标应当在招标文件确定的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的同一时间公开进行；开标一般应在市建设工程交易市场内进行。
招标人应按招标文件规定的时间及先送达后开标的程序，邀请各投标人在招投标管理机构和有关部门的监督下，举行开标仪式，当众检查、启封投标文件，宣读投标人名称、投标总报价及投标文件的其它主要内容。投标人法定代表或委托代理人应参加开标，并确认开标结果。
标底在最后当众公布。如招标情况特殊，不宜公布标底者，招标人应在招标文件中明确。
招标人因特殊情况需要延迟开标的，应事先经招投标管理机构批准，并提前通知各投标人。
第三十二条 评标委员会负责审标、询标、评标工作。评标委员会一般由招标人、有关技术、经济方面专家组成，成员为五人以上单数。其中技术、经济等方面的专家不得少于总数的三分之二，招标人不得超过三分之一，其余专家应从各行业专家库中随机选聘。特殊招标项目可以由招标人直接确定。
评标委员会由招标人在开标前建立，并报招投标管理机构审核备案，评标委员会人员构成不适当时，招投标管理机构应要求招标人纠正。
评标委员会名单在中标结果确定前应当保密。
第三十三条 评标办法优先采用综合评分方法、评议表决等方式；国际施工招标应当使用合理最低投标价方法。
评标办法应当结合招标内容，综合考虑技术、价格、业绩、服务等因素。工程勘察设计、建设监理招标的服务费用报价不应作为评标的最主要因素。
对投标报价竞争合理性的评定，可以采用复合价为基准，设定投标报价最佳区间。
第三十四条 开标后，评标委员会应首先对各投标文件的内容和格式进行符合性审查，确认投标文件是否合格，但不得通过设置报价的有效区间来判定投标文件的有效性。投标文件与法律、法规、招标文件规定的主要内容和格式不符的，作无效标处理。
评标委员会在审查投标文件中发现的疑问，应按开标次序对投标人进行询标或进一步考察，予以澄清落实。但除本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外，招标人和投标人双方在询标中均不得变更招标文件和投标文件的实质性内容。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及投入本项目设计、施工或监理的主要技术经济管理人员应到场参加询标，并对所询问题作出明确的答复，由此整理成书面的答复纪要，经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后作为投标文件的补充文件。
第三十五条 评标委员会应分别按以下内容和依据对合格投标文件及其投标人进行全面综合地分析、对比和评价，向招标人提出评标报告，推荐合格的中标候选人。评标报告应由全体评标委员会成员签名。
(一)项目建设总承包招标。项目建设总承包单位，主要是投入本项目管理人员的素质和对工程建设各阶段、各专业的组织管理与协调服务的能力、业绩及信誉，承担责任和风险的实力；组织管理大纲的科学严谨性和系统性，工期的合理性和计划控制的可靠性；项目总承包价格费用的竞争性。
(二)工程勘察、设计招标。项目设计方案的生产工艺、技术及其产品的先进性和合理性；建筑及其内在装饰设计方案的个体造型、风格和总体布局的特色及艺术水平；项目的实用、安全、环保功能；项目投资额及投资效益，工程设计图纸的质量水准；勘察、设计单位以及投入本项目设计人员的资质能力、业务水平、业绩和信誉；勘察、设计的周期长短和计划的保证程度，收费的竞争性。
(三)建设监理招标。建设监理或项目管理及其安排本项目的监理工程师的资质能力、业绩和信誉；监理(管理)大纲的科学严谨性和系统性，监理工程师的职责权力配置和监理手段、方法、计划是否科学严谨、合理可行；监理(管理)费的竞争性。
(四)工程材料设备招标。材料设备的价格竞争性、技术性能和质量水平，供货进度及售后服务状况，生产或供应单位的技术经济实力和社会信誉。
(五)工程施工招标。报价的竞争性和合理性，质量、工期的满足程度和保证体系的可靠性，施工组织设计及其技术方案的严密性和可行性，投标人及其安排的技术管理人员的素质、能力、业绩、信誉及诚意，施工所需劳动力、机具和资金的保证程度，施工临时用地的数量，投标文件的质量。
第三十六条 中标人的投标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一)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各项综合评价标准；
(二)能够满足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并且经评审的投标价格最低；但是投标价格低于成本的除外。
第三十七条 招标人根据评标委员会提出的书面评标报告和推荐的中标候选人确定中标人。招标人也可以授权评标委员会直接确定中标人。
对显失公正的不正常评标、中标，招投标管理机构应组织招标人及有关部门对评标进行调查复议，对情节特别严重者按本办法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办理。
第三十八条 招标人应在确定中标人后七日内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报招投标管理机构备案，同时将中标结果通知所有未中标的投标人，并据此办理后续建设程序的有关事项。
第三十九条 招标人和中标人应当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订立书面合同。凡监察机关参加监督的项目同时签订廉洁协议。招标人和中标人不得再行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其他协议。
合同双方应严格履行合同。中标人不得向他人转让中标项目。
第四十条 拒签合同的责任。中标人接到中标通知书后，在规定时间内拒签合同或拒交约定额度的履约保证金的，以投标违约处理，其投标保证金不予退回，并赔偿招标人由此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招标人另选中标人或擅自重新组织招标、招标人在规定时间内借故拒签合同的，以招标违约处理，向中标人退回双倍的投标保证金，并赔偿中标人由此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一条 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而不招标的，将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化整为零或者以其他任何方式规避招标的，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项目合同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对全部或者部分使用国有资金的项目，可以暂停项目执行或者暂停资金拨付；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四十二条 招标代理机构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泄露应当保密的与招标投标活动有关的情况和资料的，或者与招标人、投标人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暂停直至取消招标代理资格；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前款所列行为影响中标结果的，中标无效。
第四十三条 招标人以不合理的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投标人的，对潜在投标人实行歧视待遇的，强制要求投标人组成联合体共同投标的，或者限制投标人之间竞争的，责令改正，可以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四条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项目的招标人向他人透露已获取招标文件的潜在投标人的名称、数量或者可能影响公平竞争的有关招标投标的其他情况的，或者泄露标底的，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前款所列行为影响中标结果的，中标无效。
第四十五条 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或者与招标人串通投标的，投标人以向招标人或者评标委员会成员行贿的手段谋取中标的，中标无效，处中标项目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取消其一年至二年内参加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投标资格并予以公告，直至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六条 投标人以他人名义投标或者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骗取中标的，中标无效，给招标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投标人有前款所列行为尚未构成犯罪的，处中标项目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取消其一年至三年内参加依法必须进行招标项目的投标资格并予以公告，直至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
第四十七条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招标人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与投标人就投标价格、投标方案等实质性内容进行谈判的，给予警告，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前款所列行为影响中标结果的，中标无效。
第四十八条 评标委员会成员及其它有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和工作之便收受投标人的财物或者接受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及其他好处的，向他人透露对投标文件的评审和比较、中标候选人的推荐以及与评标有关的其他情况的，给予警告，没收收受的财物，可以并处三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有所列违法行为的评标委员会成员取消担任评标委员会成员的资格，不得再参加任何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评标；构成违纪的，追究党、政纪责任；触犯刑律的，由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四十九条 招标人在评标委员会依法推荐的中标候选人以外确定中标人的，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在所有投标被评标委员会否决后自行确定中标人的，中标无效。责令改正，可以处中标项目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五十条 中标人将中标项目转让给他人的，将中标项目肢解后分别转让给他人的，违反本办法规定将中标项目的部分主体、关键性工作分包给他人的，或者分包人再次分包的，转让、分包无效，处转让、分包项目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可以责令停业整顿；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
第五十一条 招标人与中标人不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订立合同的，或者招标人、中标人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协议的，责令改正；可以处中标项目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二条 中标人不履行与招标人订立的合同的，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给招标人造成的损失超过履约保证金数额的，还应当对超过部分予以赔偿；没有提交履约保证金的，应当对招标人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中标人不按照与招标人订立的合同履行义务，情节严重的，取消其二年至五年内参加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投标资格并予以公告，直至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
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不适用前两款规定。
第五十三条 本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国办发[2000]34号)《国务院有关部门实施招标投标活动行政监督的职责分工的意见》执行。
第五十四条 任何单位违反本办法规定，限制或者排斥本地区、本系统以外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参加投标的，为招标人指定招标代理机构的，强制招标人委托招标代理机构办理招标事宜的，或者以其他方式干涉招标投标活动的，责令改正；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警告、记过、记大过的处分，情节较重的，依法给予降级、撤职、开除的处分。
个人利用职权进行前款违法行为的，依照前款规定追究责任。
第五十五条 对招标投标活动依法负有行政监督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十六条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违反本办法规定，中标无效的，应当依照本办法规定的中标条件从其余投标人中重新确定中标人或者依照本办法重新进行招标。
第六章 附 则
第五十七条 涉及国家安全、国家秘密、抢险救灾或者属于利用扶贫资金实行以工代赈、需要使用农民工等特殊情况，不适宜进行招标的项目，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不进行招标。
第五十八条 法律、法规对工程招标投标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五十九条 本办法具体实施中的问题由市计划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六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