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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期货交易的客体

李楠 彭晶


期货交易是由远期交易合同发展而来，其产生的原因主要是为规避现货交易中存在的风险。随着期货交易的不断发展和完善，逐渐形成了期货市场，这时期货交易已不仅仅是为了规避商业风险，而且具有价格发现、套期保值、投资获利等多种功能。目前我国的期货市场已经形成并蓬勃发展着，这就需要一套完备的法律体系来规范市场。而要建立完备的法律制度，必须在理论上对期货交易法律关系进行透彻的研究。这其中期货交易的客体到底是什么，对期货法律关系的明晰至关重要。
一、关于期货交易客体的不同观点
期货交易因该如何准确的定义，首先就要搞清楚期货交易的法律客体到底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学术上一直有所争论，归纳起来，主要有“商品说”和“合约说”两种观点。
（一）、商品说
“商品说”认为期货交易的客体是期货，即期货商品。期货交易就是交易者在期货交易所内通过订立标准化合约进行期货商品买卖的行为。期货合约是高度标准化的远期双务合同，合同的标的是给付行为，因此，“期货交易人下单买进或者卖出期货的行为，相当于现货交易中订立合同时的要约和承诺。”对于价格条款的确定，就相当于期货交易者就整个期货合同达成双方一致的意思表示。期货结算机构是期货交易的保证人，它为合同双方的债务提供担保。
“商品说”的观点把期货交易的客体界定为“商品期货”, 反映出了期货交易与传统商品交易的历史渊源和内在联系, 有效地把握住了期货交易的经济本质, 应当说较为妥当。但是并不全面。因为进行实际商品交割的期货交易只占全部交易的1—5%。另外，从交易双方的目的来看，大多进行卖空买空的操作，而非真正的购买商品。因此，“商品说”没有反映期货交易的本质，也没有反映当事人进行期货交易的真正目的。简单的把期货交易等同于远期现货交易。
（二）合约说
“合约说”认为期货就是期货合约的简称，期货就是以特定价格买卖在将来某一确定时间交割的货品的合同。期货交易就是在专门的场所对期货合约的竞价买卖。期货合约是期货交易行为所针对的对象，是期货交易的客体，也是期货的外在表现形式。 期货交易的典型特征是合同权利义务的概括转让，即对冲平仓行为。这种转让“由于是期货合同任何一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概括转让，所以通俗地说成买卖合同”。这一学说在我国甚为流行，立法机构也一度十分赞成此说。例如，中国《国债期货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第三条规定，“奔办法所称国债期货交易是指以国债为合约标的物的期货合约买卖。”我国1999年６月２日颁布的《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采纳的也是这种观点，第七十条第一款规定“期货交易，是指在期货交易所内集中买卖某种期货合约的交易活动。”另外，我国台湾的期货交易立法对此观点也给予了支持。
这种观点将期货交易的客体放在期货合约上，很具有启发性。然而，这种观点将期货合约作为一个独立完整的客体，那么进行实物交割的期货交易如何解释呢，在概念和逻辑上似乎存在问题。
（三）、其他观点
“商品说”与“合约说”是关于期货交易客体的两个主要观点，但由于二者皆有缺陷，因此在此基础上又有学者提出“折衷说”。 折衷说又可以分为传统的折衷说和新折衷说，传统折衷说认为，第一份被转移的期货合同是合同双方买卖期货商品的合同，买卖双方拥有的是一种将来债权和债务。此合同之后的所有对冲平仓操作，均可看作是此合同权利义务的概括转让。也就是说期货交易的过程是成为新的买卖期货合同和此合同权利义务的概括转让，当转让结果最终出现合同主体合为一人时，便发生债的混同，从而导致合同法律关系的终结，完成整个交易流转过程。如果转让结果并未导致合同主体归于一人，则将来债权和债务的条件得以成就，于是产生实物交割的现实及债权债务的生效。
新的折衷说认为：期货交易并非是某一类型的标准化的购销合同，并非只是一个层次上的合意，并非是一始贯终的。期货交易不必非“买卖商品”便“买卖合约”，而是交易者在期货交易所内通过公开竞价达成的合同，该合同的标的是交易者同结算所达成中介合同的行为，中介合同确立了交易者在未来以标准合约为范式而成立买卖合同的缔约权利和缔约义务。
传统的折衷说在合约说的基础上建立，只不过将第一张期货合约独立出来，而新的折衷说又新创一个“中介合同”的概念，这两种说法未免有些牵强，将期货交易的概念复杂化，似有法律强奸生活之意。
二、期货交易客体的重新审视
述几种观点都没有全面准确的反映期货交易的客体。期货交易从本质上看是民事法律行为的一种，期货交易法属于民法特别法的一种，因此，研究期货交易的客体应该从民法的基本理论入手。
在民法理论中，民事法律关系均指向一定的对象,民事法律关系主体以此对象为媒介, 以权利义务为内容而紧密相连。这个对象, 一般被称为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或标的。在债法和合同法的理论上,客体、标的、内容、目的都被用来指称合同债权债务所指向的对象。德国学者往往采用“内容”一词,但其汉语意义过于宽广,可被理解为权利义务的一切作用,因此难以准确表达所指向的对象;日本学者通常使用“目的”一词,这更易被理解为一种心理状态或行为动机,从而缺乏客观性。客体和标的在合同债权债务中,并无实质区别,可以混用。 这样看来，期货交易的客体, 也可称之为期货交易的标的, 是指期货交易主体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对象。
民事法律行为是指以意思表示为要素，并依该表示的内容发生法律效力的行为。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民事法律行为是以意思表示为核心要素的。意思表示，是行为能力适格者发表其自由形成的私法效果目的的行为。 期货交易作为民事法律行为的一种，属于契约行为，同样是以意思表示为核心要素。要理解期货交易的本质，就要从当事人的内心本意入手。
前面已经说过，期货交易是由远期现货交易发展而来的，现今已形成比较成熟的市场体制。除了极少数的当事人是为了进行实物商品交易，多数当事人进行期货交易主要是出于两个目的，即规避风险和投机套利。由于交易目的和性质不同，其行为方式也就有所不同，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对象也就因此而有所区别。
（一）、进行实物交割的期货交易，其法律关系客体为商品即物。
期货交易首先要订立期货合约。期货合约是买者与卖者之间的法律合同，要求买方在规定的未来某个交割日以既定的价格买入某种商品，卖方在未来的某个交割日以既定价格买入某种商品，卖方在未来某个交割日以既定价格出售某种商品。进行实物交割的期货交易，就是期货合约的实际履行。进行实物交割的期货交易当事人的目的就是在未来某日买进或者卖出某种商品，这时这种合约中指定的商品就是双方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对象。因此期货交易的客体就是期货合约的客体，也就是双方当事人约定的未来某日交割的某种商品。这种进行实物交割的期货交易本质上属于远期合约交易。
民事法律关系客体包括物、行为、知识产品或人身利益。期货商品作为期货交易的客体体现为物。实物如小麦、大豆、铜等作为期货合同的标的物显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股指、利率、汇率也常常被作为期货合约中所指定的商品出现，这些也是物吗？事实上，随着知识产权的出现，民法上的物的概念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有体物。无体物，即没有实体存在，仅是人们拟制的法律上的物，包括权利，如债权、用益权、地役权等，也成为法律上的物。 之所以可以成为法律上的物，是因为物上的权利是实在的，能给人带来利益的。尽管这种拟制物不能被感官觉察到,只能通过思维去想象。但它同样像具体物一样能够在人们之间转让, 经常被买进和卖出。当然, 对于拟制物, 无法完成现实的交付。因此,实践中采取了货币交割作为替代或补偿。从经济学角度看, 这些拟制物代表的权利和利益不外乎是货币价值,用货币交割正是这一价值的直接体现和实现。
（二）、以投机套利或套期保值为目的的期货交易，其法律关系的客体是标准化的期货合约
实际中，进行实物交割的期货交易仅占交易总量的1—5%左右，而在一个健康有序的期货交易市场上,也即在一个期货交易的经济功能(发现价格、套期保值、投机获利)能够得以实现的期货交易市场上, 交易主体必然由套期保值者和投机获利者组成, 这些微观经济主体的主观目的决定了实物交割只能是个别情形, 而通过对冲平仓来了结合同权利义务会占绝对主导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期货交易的客体就不同于实物交割情形。
套期保值是指交易者为了避免遭受现货市场价格变动所带来的损失，在期货市场买进一个与现货市场上交易方向相反但数量相等的同种商品期货合约，持有一段时间以后卖掉对冲以了结期货履行合同的义务，进而无论现货市场上的价格怎样波动，最终都能取得在一个市场上亏损的同时，在另一个市场盈利的结果，并且亏损额与盈利大致相当，从而达到规避价格风险目的。 保值者转移了风险，就有另外一些人承担了风险，这些人就是投机者，利用期货市场获利的人。投机者是利用其对未来市场的预测，通过买进或卖出期货合约而获益。在这两种情况下，期货交易主体的真正意图已经不是实际购买或卖出某种指定商品，不在于商品所有权的转移，而在于转移与该商品所有权有关的价格变化的风险或通过风险投资获利。
在这两种情况下，期货交易主体是通过在期货市场上以竞价方式买入或者卖出期货合约，到一定时间后，再以市场价格出售或者再买入相同的期货合约，从而实现套期保值或者投机获利的目的。因此，交易双方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对象已经不是合约中指定的商品，而是期货合约。这里的期货合约，是一种事先制定好的标准的合约，统一规定了商品的数量、质量、交割地点、交割时间等等，只有价格是可以变动的，是由市场决定的。从民法理论的角度理解，可以认为是合同一方权利或义务的转移。对冲平仓的过程一般是这样进行的：A与B签订一份期货合约，假设A为卖方，B为买方，经过竞价形式，以投机获利为目的期货交易人B与A以不见面的形式就商品的数量和价格达成一致，这样A与B之间就将来某月实际交割的一定数量商品签订合同，且合同生效。这时，A负有到时按合约交付期货商品的义务，B享有到时按交割时的期货价格接受期货商品的权利。后来，期货价格上涨，此时B可以一种期货市场价转让合约之债给C，从而从差价中获利。同样，C也可以再将合约转让给D…… 这一系列的交易过程，也就是合同债权债务不断的转移的过程。但是民法上合同之债的移转需要对方当事人同意，而期货合约的转让却没有这一步骤。因此，有人对期货合约是期货交易的客体产生怀疑，实际上，这是由于期货合约的特殊性所决定的。期货交易是以期货交易人交付一定数额保证金给期货交易所，再由交易所保证期货交易的顺利进行为前提的交易。期货交易人之间并不见面，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讲，期货类似不记名票据，其流通性强。因此，期货交易双方当事人都可以转移自己在期货合约中的债权债务，即购买或转让标准化的期货合约。
事实上，大部分期货交易都是通过对冲平仓而了结，实际进行交割的很少。因此，可以认为，标准化的期货合约是期货交易的主要客体。
三、小结
意思自治是私法的一个基本原则。期货交易同样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行为，期货交易的客体即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对象，应从当事人的进行交易真正意图入手分析其客体。因此，可以得出结论，期货交易的客体因当事人的交易目的和交易行为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商品或期货合约在不同的情形下都可以成为期货交易的客体。对于期货交易，笔者认为可以如下定义：期货交易是交易者在期货交易所内进行期货买卖的行为；在交易者进行实物交割的情形下，期货是指某种商品，包括实体物和拟制物；在交易者为套利或投机而进行买卖对冲的交易行为时，期货是指标准化的期货合约。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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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周丹：《罗马法原论》（上），商务印书馆，1996年
7、 郭研：《金融市场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赵 圣 寅
摘要:改革到了今天，根本不是什么传统意义上的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观念，而恰恰是僵化的上层建筑严重束缚扭曲了现代中国社会转型正常发展的可能性。
中共十四大报告指出：“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生产和商品经济一般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式。
主题词:法制 民主政治 社
以1978年思想解放运动为发端的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伴随着1993年以改革开放为主旋律的宪法修正和中共十四大、十六大的召开，把中国的改革开放推向了全面攻坚和综合突破阶段，民族的发展又面临一新的关键时刻。
以欧美核心高科技、工业社会为主导的现代世界，带动边陲地区国家形成奔向未来的大趋势。国际性经济大循环、世界贸易全球多元化、统一市场机制、南北分工合作及美国导弹防御系统、代码融合、纳米等高科技领域的发展，构成了蔚为壮观的全球新型文化社会和战略格局。
可见，世界各国的竞争都是围绕国际性市场展开的。在世界连为一体的时代，没有市场竞争力就无法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事实上，一个国家在世界的地位是由其参与程度决定的，而世界意识则是一个国家走向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条件。事情明摆着，改革有风险，但不改革将面临着中华民族被现代文明置后的最大风险。而如何提升加速社会的成熟转型,促进生产力高强劲的发展环境,最终取决于科学运行即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政治体制,更准确地说,取决于政治文明化程度,而现代法制作为政治文明化的基本载体,也必然要求以法制的稳定性来保障社会转型的有序性。
从不同角度看，如果说——
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权力缺乏制衡！
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
中国最大的问题......！
那么，这个“最大”的共性根源就是传统僵化的——政治体制。从社会发展史看,政治体制是社会历次变革的阴阳表,是社会转型最基本的标志。与其说社会转型，不如说是政治体制的改革。
改革开放二十八年来，我们能改的基本都改了，剩下的只有对旧体制的彻底改革。要改的就是经济上的计划管理和政治上的高度集权。具体说，经济体制改革要改的是如何还权，遵循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使不必要的行政权力退出经济领域，使每个经济主题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政治体制改革要改的是如何分权，以加大立法、执法、监督、决策系统的民主含量。总之，不论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是政治体制改革，其改革的共性动因都是由“集权”向“分权”的改革。
改革到了今天，根本不是什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恰恰相反，而是僵化的上层建筑严重束缚了现代中国的经济及其他一切社会职能正常发展的可能。自1978年经济体制改革从简单的农业经济系统过渡到复杂的城市经济系统之后，经济体制改革越出了单纯的经济范围，广泛的触及到现定的社会、政治、文化秩序，引发了诸多潜在的社会矛盾碰闯，我们也更加深刻地感触到我国社会种种弊端的根深蒂固和严重危害。要清除改革路上的各种障碍，自然就提出了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心的全面改革。改革的任务能否成功，不仅取决于如何按照经济规律变革僵化的经济管理体制，而且最终取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程度，也就是说，经济体制改革决不是单一孤立的社会文化形态和单纯的运动过程。因此，就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而言，经济体制的改革最终将触及到政治体制的改革。而目前改革中的现状是：
尽管十四大确立了市场经济及经济流动松动了，而僵化、集权的行政体制却没有相应的改革！
原有的单纯行政性社会经济秩序失败了，而新的以宪法为核心的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立法体系和司法、监督、调控机制尚未建立起来！
明明中国的经济是典型的“扩张型”经济，即几乎完全受到中国政治体制的束缚，却偏偏只谈改革“经济体制”！
明明国家行政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在控制支配的意义上覆盖了中国经济、文化的职能领域，即政治一直是中国社会一切职能的中心，却偏偏无视这一事实只强调一个“经济中心”！
明明改革的价值取向是决策的分权制衡——民主多元化、依法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自由化、企业经济职能——自主化、改革理论研讨——自由化，而我们的决策者却又犹抱琵琶半遮面！
明明中国公民缺少基本的人权保障，而一些改革者却偏偏把中国人的注意力引向经济改革，忽视人的基本精神需要，反而强调“义务本位”！
明明中国亟待改革中国社会职能全面行政化的政治体制以及由此所体现的缺乏具体责任承担者的“公有制”，却偏偏把改革的关键说成是理顺价格、明确产权、效率低下！
总之，在中国，经济是行政控制的经济；教育是行政控制的教育；科研是行政控制的科研；文化是行政控制的文化；舆论是行政控制的舆论；执法是党政控制的执法，也就是说，在社会职能全面行政化的今天，中国的改革没有一个系统能与行政体制分开，也没有一个系统不受体制制约的，这与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形成了背道而驰。
从权力的流通和支配、调控的角度看，不管是教育危机、能源危机、交通危机、人口危机、生态危机、权威危机、信仰危机、道德危机还是说基础性危机、动力性危机，归根到底是社会制度危机的辐射。因此，社会改革确立了政体改革在中国改革中的核心地位。
现代世界先进国家，不在于他们有没有危机、弊端、恶人和阴暗面，而在于他们又制约和消除这些危机、弊端、恶人和阴暗面的先进机制。华盛顿等开创的美国总统连任不超过两届制、竞选制、美国宪法、严格的议会制、三权分立制、议会内部的辩论制、弹劾制、严格的法约意识等等，无疑为美国这个科技大国的崛起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也曾在西方分权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五权分立学说，他把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统称为“治权”，把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统称为“民权”。孙中山先生真不愧是一个永远令人敬仰的伟大的反封建极权专制的政治家。事实上，从世界历史发展的客观过程来看，真正结束了封建官僚制度的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这一点我们应该正视。
僵化体制的负效应是，权力统一一切，万事皆决于“上”，“一个人”的思想加之不受制约的权力，一方面导致大量的重大决策误入歧途；另一方面，造成了国家行政、执法、管理系统的官员愈来愈公开地凭借职权之便占有和索取非法利益并形成了权力崇拜和神秘，权力商品化，为了权钱不惜使用一切手段。道德的败坏、精神的堕落将会使改革所造成的阻力最终淹没改革自身，对于这种现象的放任，无疑，对处于改革开放的中国来说，威胁是致命的。
从现代化国家的角度来看：严厉法治、社会民主、政治公开、权力制衡、言论自由，是一个民族高度成熟的基本标志。
一、法治是民主政治的精髓
告别人治，实现法治，以法治国，建立一个法治社会，这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中共十五大报告指出：“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民主，健全法制，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人类社会历史证明，法治是推动人类社会走向文明的重要手段，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尺，是现代化社会的组织形式和权威基础。没有社会的法治化就没有社会的现代化。事实上，中国在历经“文革”浩劫之后，也已发现“人治”的深重危机和“法治”的强健功能。因此，中共十四大报告指出：“高度重视法制建设，加强立法工作。要严格执行宪法和法律，加强执法监督，坚决纠正以言代法，......”、“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重要环节，是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任务。”而这一切将又依赖于法治机制的运行。因为，法治是科学与民主合乎逻辑的发展和要求，是科学理性的表现和民主政治的保障。“法治不仅被用来保障和促进公民个人的民事和政治权利，而且要创造社会的、经济的、教育的和文化的条件，使个人的合法愿望和尊严能够在这样的条件下实现。”——《德里宣言》。没有法制就没有民主，没有民主权力就没有制约。没有民主，决策机构便很难听到真知灼见，很难形成统一的共识。这是因为，真知灼见是众多意见和建议经过研究、争鸣、比较之后筛选出来的科学见解，并非“少数服从多数”的简单相加。但离开法制讲民主，就会把民主变成“空头政治”或无规则的民主；离开民主讲政治，就会把法治变成专制的法治。实行法治，意味着社会管理活动必须纳入法制的轨道。这一点，中共十三大报告早就指出：“民主和专政的各个环节，都应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其科学地定论：专政应纳入法制的轨道，而不是把法治纳入专政的轨道；专政所具有的暴力是公民的合法性意志表示，而不是专政赐予了法治的强制力。
从经济和政治的角度看：法治是经济内在的需求，法治下的政治内容是经济实力；人治则是政治的内在需求，人治下的政治内容是行政权力。如由于人治的无序更迭，发动的旷日持久的“文革”几乎把中国推向了崩溃的边缘，使中国本来先天不足的经济大大倒退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实质上，市场经济的建立，需要通过立法来完善和规范；市场经济的运行，需要通过执法来调控和保障；市场经济活动中出现的矛盾、纠纷，需要通过法律去界定和解决。总之，不论是发展市场经济还是建设民主政治，都需要借助立法的形式树立规则的——权威性；借助执法的力量保障规范的——制约力；借助监督的功能预警社会运作的是否——合法性；都需要把国家的管理和社会的运作纳入法治，实现由人治向法治的转变。也只有法治机制的运行跟上改革的步伐，才能保障政治、经济系统的有序变革，才能实现《宪法》保障的人权——自由和《民法》保障的物权——平等；也只有社会生活的基本方面和主要的社会关系纳入法治的轨道，接受法律的治理，才是民主、自由、平等、理性、文明、秩序与合法性的完善结合。
僵化体制的副作用还表现在最高权力在自上而下的“宝塔”层次中归属于一个人。小平同志说：“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全国各级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着这个问题。”把一切权力集中到党委，不仅妨碍了党集中精力去考虑设计方针、路线、政策方面的大事，实际上不是加强了党的绝对领导而是削弱了党的领导。权力的顶峰是单纯的命令发射源，其只发出权力信息而不接受信息反馈，其控制约束一切，而难以受其他一切的制约。这样，在权力顶峰就形成了一个不受任何制约的“自由”盲区。小平同志1992年视察南方时说：“如果我们不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脱离群众，犯大错误。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处在共产党内部。”法律作为权力信息通道，既然没有任何权力信息逆向权力顶端，因此，也就不存在可以约束权力独断的有利法律。在上述状态下，《宪法》规定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难以成立，从而“法治”也就失去了依据。早在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说过“一切又权力的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我们可以有一种政制，不强迫任何人去做法律所不强迫他做的事，也不禁止任何人去做法律所许可的事。”因此，在中国这样一个个大大小小的、行政权力无孔不入的“宝塔”体制下，加之，执法、监督系统的人财物都在生长在各级同级党政的“怀抱里”，尽管我们从制度上建立了一套立法、司法和行政机关内部的监察、审计机构，但由于长期以来，我国政治系统缺乏必要的权力制衡机制，实际权力仍过多的集中在党政机关，由于受到党政不分，以党代改体制影响，政府自身监督的权力过多地被党的组织代替。“党政不分，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的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见《邓小平文选》第289页）”。因此，长官意志、以言代法、执法犯法的事例也就难以避免了。如当前执法系统存在的管辖上争、立案上卡、调解上压、裁决上偏、执行上难、滥罚乱罚、以罚代刑、地方保护主义、渎职滥权、违法行政，有关行政诉讼法院身不由己等等，从一定程度上都是有法不依和党政干预的结果。故法国的孟德斯鸠说：“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同立法权合而为一，则将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专断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权同行政权合而为一，法官便将握有压迫者的力量。”“黑头（法律）不如红头（上级文件），红头不如白头（领导的条子），白头不如口头（领导当面批示）”的现象，就是政体僵化的鲜明写照。
因此，我们认为：未来推行法治的最大障碍是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乱纪行为作斗争或者直接地说，同集权政治作斗争。对此，中国法制与社会发展研究所张宗厚在1998年5月于珠海召开的“全国法学理论讨论会”上提出：“现代法学，应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地、以宪政为前提、以权利义务为基本范畴、以权利为细胞或分析单元、以系统眼光和多维视野为分析方法的现代科学。”
二、人才是国际竞争的资本
现代国际竞争，从一定意义上讲，是生产力的竞争，是科学技术的竞争，但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是智力的竞争。人才、智力愈来愈成为社会生产力、经济竞争力和国家综合国力的关键因素。今天，谁拥有一支宏大、高质量的人才队伍，谁就能在各种竞争中占据优势，就有可能掌握未来。因此，高新技术革命的战略对策中第一位重要的是培养人才。
因此，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疾呼：应该提出“科技兴国”的口号，“球籍”讨论能加强民族的凝聚力。中共十四大报告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振兴经济首先要振兴科技。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振兴经济首先要振兴科技，而振兴科技健首先要振兴教育，振兴教育的最终目的将取决于人才效益的发挥，谁放弃了教育，就等于丢掉了未来。从教育效应的逻辑结构看，教育——人才——科技管理。在这个结构中，人才居核心地位。
可见,人才是一个国家最宝贵的财富,最重要的资源,是新的生产力的开拓者,是精神文明的倡导者,是新社会诞生的推动者,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兴旺发达的标志。人才能缩短在改革路上的摸索时间。依据一个国家的人才状况，我们可以预测这个国家的未来。在严峻而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教育是最合算的投资”、“最有价值的资本是人”、“人的巨大希望在于能力”、“教育是发明创造的基地，是工业和经济发展的动力”、“教育是经济振兴的强大后盾”。现代化国家认为：要保持在国际高科技上的竞争优势，表现出来的是商品，而其强大的后盾是先进的科学技术，是实验室，是掌握最先进科学技术而应用于生产的各类人才，是培养和训练人才的良好教育体系的制度。美国认为：“衡量知识密集型经济竞争获得成功的真正标准最终还在于人力资源的质量”、“在技术世界里，要想保持竞争力，只有解决教育和研究这两大问题”、“教育面临的最重要的课题是与国际化和信息化相适应”。
（1993年5月）国家外国专家局局长马俊如预言：“未来世纪各个产业的发展将主要依赖人的智力来推动。因此，可以肯定知识产业是新世纪最大的产业之一。毫无疑问，构成知识产业是新世纪最大的产业之一。毫无疑问，构成知识产业的人才将是世界激烈竞争的对象。”
但是，在人事管理和教育体制行政化的状态下，出现了“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不服不行”、论资排辈、老人制、终身制、世袭制、裙带制、唯亲制，朝里有人管好做，外行领导内行等一连串人治现象。这是对科学赤裸裸的挑战。对此，1980年8月18日，小平同志在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指出：“党和国家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在上述状态下，尤其在“国有”单位的一些人和一些领导，他们关心的是升迁、擅长的是奉迎、用的是奴庸、嫉妒的是贤能；他们大权独揽而又享用终身后世，无竞争之苦，无后顾之忧，当然不必三顾茅庐、招贤求才，倒是“智防”之心耿耿于怀。
僵化的人事体制严重压制了自由公平竞争。在一些管理领域和少数权力者手中，社会机遇只是极少数人的“专利”。长期以来，多少人在以钱得权，、以权得权、以权捞钱的大循环中拼命，他们拉关系，走后门、阿谀奉承、行贿受贿、徇私枉法、买官卖官、权钱交易、以公款为自己“开道铺路”等等，总之，一切卑鄙无耻的手段、伎俩都用到这种竞争上来了，这与封建极权又有什么两样呢？同时僵化的行政人事体制正是这种竞争的保护伞，这种“竞争”的实质是对“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彻底否定。
僵化的人事管理体制下，尤其在一些“国有”、“公有”制单位，在用人上，广揽的是仆人而不是人才，仆人自然又喜欢有人做自己的奴才，从而人才也变成了奴才。知识分子开拓视野，战胜物质、启唤悲剧危机意识的使命在这样的环境下被扼杀。僵化的行政权力对人才、教育的桎梏还表现在：权利、名誉、地位成了年龄的函数，管理、研究者老态龙钟，非民主的权力形态、平均主义的大锅饭、人事管理缺乏流动性和内动力，教研分离，职称高低成了对人的安抚，没有科学的人才择优渠道和评价尺度。教育的厄运还表现在全面行政干预、教育投资不足、挪卡教育经费，不足的经费伴随着校内非教育性的乱支出，有限的投资加之乱建高楼馆所，严重削弱了教育赖以运行的经济能力。之外，还表现在知识分子待遇偏低以及在招生、分配、招工、就业、转业安置、职级晋升、调迁等当中的关系竞争、权权交易、权钱交易等等。在上述状态下，大大小小的“宝塔”衙门里，各个凡具有国家管理活动的阶层里，都挤满了官家的后裔，大凡官家的子弟都是天生的“优才”、“帅才”，不少真正的人才由于“先天不足”（即家庭无社会背景和经济能力），大多数也只能成为濒临破产企业的难民。在千千万万的失业下岗工人中，皆黎民百姓也。这一切还在做过多的解释吗？这种状况，一方面造成教育投资（人财物）内耗；另一方面导致机构臃肿、层层叠叠、因人设事、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公文成灾、废话连篇、官僚作风严重等等。
因此，我认为：“科技兴国”、“教育立国”的口号喊得再响，只要僵化的行政人事管理体制不改，科技成果就难以转化为生产力，教育、人才也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三、言论是社会改革的起点
依法开放舆论，天不会塌下来！
依法开放舆论，是社会改革的起点，是保证社会改革成功的最关键的前提，是为整个社会改革提供最有选择价值的理论思维的最关键的政体改革的先进措施。新闻改革，作为政体改革的一部分，是一户促互补的过程，客观现实要求新闻改革必须率先突进即充分发挥改革理论的理性导向作用。1998年10月7日，朱?基总理在视察《焦点访谈》是赠语：“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
实质上，国家对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开放，是一项战略投资工程，其良性社会效应是无法估量的。言论自由是现代化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是预报人类社会理性的警报器。没有言论、出版、新闻自由，便没有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便没有全民族的危机意识，便没有振兴民族的最深层的原动力。人类理性的本质表现在科学，而科学最本质的功能在于预言，压制意识形态系统，就是否定人类精神世界自身发展的客观规率。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公开的理性警告即等于没有社会科学。人类历史早就铁定地证明：压抑从而丧失社会危机意识，其实就是压抑、摧残人类文明进步的原动力；剥夺公民言论、新闻、出版的自由权，其实就是扼杀人类新生儿的“奶母”——（弥尔顿语）。舆论监督，是现代社会民主政治的利器之一。其对于发挥决策的反馈功能，对于表达和反映民意，对于权力授予者监督权力被授予者，对于增加政治透明度和广大人民群众获得知情权、参政权、议政权，简之，其对于民主政治的各个要件都是不可或缺的。
但是，僵化的行政体制把意识形态系统分级分块分别至于各级行政专控之下，从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意识形态系统自身发展的规律，很不合理地用行政手段干扰文化、艺术、新闻、教育、科学等各界的实际业务活动，助长了极其有害的“权阀”作风。禁锢了思想家的思维，哲学家成了经学家；束缚了文学艺术家的手脚，艺术家成了生产定型产品的机器，现实主义成了体现某些人意志的代名词。在个别同志看来，写真实就是政治上和党中央没保持“高度”一致、就是反党甚至被迫追究刑事责任；对西方某些社会科学的研讨就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化”，敢说真话实话的文学家反而成了个别“政治家”的仇人，“双百”的背后也常常令人心神不安、惊魂未定。多少年来，新闻报道成了“喜鹊”，歌功颂德、报喜不报忧不绝于耳；假大空应有尽有样样俱全；否则，就是“乌鸦”，危言耸听、做惊人之语，搞得人人自危、心烦意乱，整个社会萧条乏力守旧。十年举世无双的“文革”就是不证自明的“公理”，有价值取向的意识形态难以成为改革的理性导向，中华民族感官，在一个强烈声调的刺激下变得麻木了；追求真理、抨击时弊的公正舆论消声沉默了。因此，今天的僵化体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整个社会的文化信息结构过分单一化。
言论自由不会危及政治稳定，相反，他会促进开明，保证真正的政治稳定。稳定应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任何法治以外的非理性的高压政策，恰恰不利于稳定。法治是对自由的保护和扩大，而绝不是对他的取消和限制，界定言论自由的唯一标准是法治，而非法律以外的限制。对此，国家体改委秘书长王仕元1993年4月在北京举行的“市场经济与机构改革研讨会”上指出：“政府机构改革要逐渐由人治走向法治，以法律的稳定性来保障政治的稳定性”。事实上，现代法治的原则是“法无禁止即自由”。
独裁大众新闻传播媒体，封锁新闻言论自由，抵制理性文化输入，对公开舆论和理性探讨的控制，从而弱化了我国社会理论思维的力量，从根本上丧失了社会未来发展的全面预测能力，造成了积重难返的改革观念障碍。社会改革的关键在体制，而体制改革的实质在于改造社会系统中文化信息的创生、流通和结构。
因此，我认为：必须解除行政权力对言论、新闻、出版自由的禁锢，代之以法律调整。舆论之所以有力量，就在于它有独立的职能意识形态领域。各种各类各层改革的思维、观点、学术研究，只有通过“双百”方式才能得到拓展，而“双百”方针的真正兑现又必须依赖于依法自由的意识形态结构方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