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法司法解释（四）建议稿》的五大亮点/王礼仁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5-19 04:08:13 浏览:9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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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解释（四）建议稿》最近在北京大学法律信息网公布。[1]该“建议稿”的最大特点，就在于突破了以往司法解释的“禁区”或“冷门”，以大量条文规范身份关系的诉讼程序和实体问题。包括婚姻行政案件与民事案件的界限、婚姻登记程序瑕疵纠纷的诉讼路径、婚姻案件的合并审理、婚姻无效案件审理程序和再审、离婚案件涉及婚姻效力确认的再审、判决离婚案件再审的范围、协议登记离婚无效的救济、身份关系案件诉讼的基本原则等。这些内容与以往司法解释和目前的司法实践相比较，可以说具有“革命性”。比如，把婚姻行政案件限定在单纯的婚姻登记违法侵权范围内、婚姻效力纠纷与离婚据分应当合并审理、婚姻效力纠纷和“被离婚”案件可以再审等等，都是以往没有涉及的内容。对登记程序瑕疵婚姻效力的否定，也提出了严格的标准，并列举八种婚姻不成立的情形，以便限制随意否认瑕疵婚姻效力。同时，对于身份财产，包括房屋产权、夫妻债务等疑难问题，也有诸多建设性意见。概括起来，“建议稿”的亮点主要有五个方面：
一、界定了婚姻行政案件与民事案件的范围
婚姻行政案件与民事案件的关系一直纠缠不清，“建议稿”第一条将婚姻行政案件界定在单纯的婚姻登记行政违法侵权范围内，凡涉及婚姻效力判断的案件，属于民事案件审查范围。
凡涉及婚姻效力判断的案件，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均难以解决，即都存在法律障碍和功能性障碍。
另外，尽管有些瑕疵婚姻通过行政诉讼撤销了，但这并不意味行政诉讼可以解决瑕疵婚姻。且不说行政诉讼受理和撤销是否符合法律。假设某一婚姻确实该撤销，那也属于“歪打正着”。因为所谓行政诉讼可以解决的瑕疵婚姻，仅仅具有偶然性，即只有在某些特定条件才有可能。这些特殊条件至少有：
1、婚姻登记机关必须存在过错或违法；2、没有超过行政复议或诉讼期限；3、婚姻登记违法行为足以否认婚姻效力；4、不存在与之相关的其他婚姻形态需要同时确认；5、不存在民政机关拒不举证、拒不到庭等情形。
然而，同时具备上述条件的案件并不多。据统计分析，有90%以上的案件，行政登记机关尽到了法定注意义务，并不存在过错或违法；有95%以上的案件超过复议或诉讼期限；有80%以上的婚姻瑕疵不影响婚姻效力；需要判断再婚是否善意、民政机关不举证等情形也时有发生或存在。那么，在上述登记机关无过错、超过诉讼期限等诸多情形下，行政诉讼都无法解决或无法通过行政程序解决。比如，婚姻登记机关不存在过错或违法时，将这样的案件作为行政案件，登记机关则成为“无责被告”。这样的行政审判则偏离了行政诉讼的宗旨，丧失了行政审判监督行政机关的意义。事实上，行政诉讼可以解决瑕疵婚姻的范围极其有限。
婚姻登记瑕疵纠纷所争议的焦点并不是登记行为是否违法，而是违法瑕疵是否影响婚姻的效力，能否产生婚姻的法律效果，所涉及的实质问题是婚姻效力。婚姻效力属于民事审查范围，民事诉讼解决婚姻效力纠纷具有科学性和优越性。
二、提出了判断瑕疵婚姻效力的标准
“建议稿”第三条将婚姻不成立限定在不符合婚姻成立要件和违反婚姻本质范围内，并列举了八种具体情形。
在司法实践中，否认瑕疵婚姻效力的范围有扩大化现象，如不违背本人结婚意愿的他人代办登记婚姻、跨管辖区域登记婚姻、登记身份错误等，都被视为违法而撤销。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对婚姻本质把握不够；二是左的思想影响。曾几何时，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一般财产合同效力的否定也是如此，凡合同有违法瑕疵者一律认定无效或撤销。但人们逐渐认识到这种做法并不妥当，从而形成了否认合同效力的严格标准。实际上，否认婚姻效力的标准应当更为严格。因为婚姻属于身份关系，并涉及子女、财产等诸多法律效果，随意否认则危及社会安宁，损害当事人权益。因而，各国法律对无效婚姻所采取的都是列举式立法模式，以限制随意扩大无效婚姻的范围。而且即使有法律列举的无效情形，也并非一概认定无效，仍有阻却无效的事由。如重婚、禁婚疾病消失，已经达到婚龄者，均不得再主张婚姻无效。有些国家甚至还规定，即使没有达到婚龄，但女方已经生育或怀孕，也不得再主张婚姻无效。这些规定，充分体现了法律对无效婚姻的谦抑性。其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反映婚姻本质，维护婚姻稳定。因而，对于瑕疵婚姻不能轻易否认其效力。
三、解决了离婚无效的救济途径和判断标准
由于立法缺失，离婚有效与无效一直是一个司法难题。“建议稿”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分别提出了通过民事诉讼请求法院确认离婚无效或离婚不成立之诉，解决协议离婚效力纠纷；适用类推解决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协议登记离婚、当事人被胁迫登记离婚效力问题；对于不适用类推的其它协议离婚效力，则从离婚是否违背当事人意愿和离婚程序是否完成两个方面判断。
四、提出了婚姻无效、“被离婚”等案件的再审问题
婚姻无效、离婚案件能否再审，一直是一个禁区。 “建议稿”第六条、第七条、第十一条分别规定婚姻无效、离婚案件涉及婚姻效力确认的案件、“被离婚”案件均可再审。
（一）“被离婚”再审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目前比较突出的“被离婚”，其再审具有必要性和可能性。
1、具再审的有必要性。目前“被离婚”的现象越来越多，如谎称一方下落不明或雇人冒充一方婚姻当事人进行虚假诉讼，造成一方当事人在根本不知道的情况下“被离婚”。 这既有一般婚姻当事人，也涉及企业名人。如据媒体介绍，钢铁大亨杜双华的妻子宋雅红也有“被离婚”之嫌。不论其报道“被离婚”事实是否成立，这类离婚案件能否再审，亟待规范。而且有些案件，没有再审程序，则难以有效解决。
如某法院审理一起离婚案件， 女方雇人假扮其丈夫在法院离婚了。后丈夫知道后找到法院，法院收回了女方的离婚法律文书，并向丈夫道歉。
实际上，收回判决书或调解书不是解决此类问题的法定方式，弊端甚多，正确的途径应当是再审。
2、具再审的可能性。对于一方“被离婚”案件，其再审与一般离婚案件的再审目的不同，多数并非主张恢复婚姻关系，而是通过再审否认离婚效力，重新确认“被离婚”期间的财产性质。 即使有个别案件，一方希望维持婚姻关系的，但如果没有维持可能，法院仍然可以根据他方请求判决离婚。这与一般离婚案件申请再审，以达到恢复婚姻关系的目的是完全不同的。
（二）婚姻无效案件再审的必要和可能性
“建议稿”不仅规定无效婚姻可以再审，而且在第七条还规定“离婚案件涉及婚姻效力确认的的案件，也可以再审 ”。
有些离婚案件，实际上是两个诉：一个是婚姻效力确认之诉，一个是离婚之诉。正确的审判方法应当是将两个诉合并审理，在同一程序中解决。但由于我国一直将婚姻效力之诉与离婚之诉分离，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只按一个离婚之诉处理。如刘娅与四川九鼎集团创始人、执行董事王杰离婚案。王杰主张他与刘娅不存在婚姻关系，包括巫昌祯教授、江平教授在内的多位知名专家的“咨询意见”，也认为王杰与刘娅的婚姻不成立。这个案件本来是两个诉，即婚姻不成立之诉与离婚之诉。但四川省自贡市贡井区人民法院、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均按一个离婚之诉处理，一审、二审均认为王杰与刘娅存在合法婚姻，判决双方离婚，并按合法婚姻处理相关财产。由于我并不完全了解案情，不敢说法院认定王杰与刘娅的婚姻成立有效就是错误的，而是说本案用离婚之诉湮灭了另一个婚姻效力确认之诉，给当事人行使诉权造成了障碍。
那么，对于这种以婚姻是否成立或有效为前提条件，决定是否可以按离婚处理的案件，其离婚判决生效后，当事人对婚姻是否有效或是否成立的确认不服，申请再审的，应当比照婚姻无效案件的再审程序和原则处理。否则，将不成立婚姻或无效婚姻按有效婚姻处理，判决“离婚”后，适用离婚案件不得再审的规定，当事人将丧失救济渠道。
五、解决了夫妻债务中债权人与夫妻另一方的均衡保护问题
射击运动枪支配置办法
国家体育总局
射击运动枪支配置办法
(公通字〔2000〕1号2000年1月3日)
为规范射击运动枪支管理,保障射击体育竞技运动的正常开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按照严格控制、保证需要的原则,制定本办法。
一、射击运动枪支的配置单位
(一)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体育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专门从事射击竞技体育运动的下列单位可以配置射击运动枪支:
1.国家射击训练基地、二线人才培训基地;
2.省级射击训练基地、二线人才培训基地;
3.地市级、县级射击训练单位;
4.行业体协所属射击训练单位;
5.其他射击训练单位。
(二)经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批准的解放军、武装警察部队所属射击训练单位可以配置射击运动枪支。
二、射击运动枪支的配置晶种
(一)5.6MM小口径运动步枪
(二)5.6MM小口径运动手枪
(三)7.62-9.65MM大口径手枪
(四)4.5BEM气步枪
(五)4.5lUM气手枪
(六)12#运动猎枪
三、射击运动枪支的配置数量
(一)根据射击竞技体育运动项目的特点和射击运动单位的实际需耍,按标准配置,并可按开展射击运动的项目数储备一定数量的机动枪支,用于射击训练、比赛中损坏枪支的更换以及满足运动员参加射击集训的需要。
(二)对管理制度健全,安全设施齐备,有条 件开展小口径和飞碟射击项目的县级射击运动单位,经省级体育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机关验收合格,由国家体育总局报公安部批准后,可按地(市)级射击训练单位配置标准执行,其他射击竞技运动单位配置标准按县级射击竞技运动单位配置标准执行。
(三)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射击竞技运动单位的射击运动枪支配置按此办法执行。
(四)本配置标准规定的均为最高限额。
现代国际法与康德的《永久和平论》之比较
许轲
[内容摘要]：理性能够设计出普遍有效的法律制度的全部细节。所以在康德的《永久和平论》中，他主张，要走向永久和平，首先，每一个国家都要成为共和制，然后，由这些共和制再订立世界公民法，达成一个"自由国家联盟"。这条道路总体而言，可以称之为对主权的"非干涉主义"。而国际海洋法之父格老秀斯创立国际法学说的直接动因就是为了解决当时荷兰与葡萄牙之间围绕海洋自由而引起的争端。现代国际法的渊源、主体、国家主权与人权等理论均有时代性、现实性。本文分三个部分比较论述理性设计出的“世界法”与现实意义上的现代国际法。
[关键词] ：国际法的主体 国家主权与人权 永久和平论
伟大的德国哲学家康德他出于对人类命运的关怀，针对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一个理想。这个理想显然不同于前人对和平的论述，前人的所谓国与国的"和平状态"在康德看来不过是把战争的现实性转为了战争的可能性，因为这样的一种和平状态只是一种无声息的备战，是暂时的停战状态，是一场临时战争的结束和另一场战争的开始。而康德所主张的乃是一种永久的人类和平，它要远离一切战争！而1609年发表的《海洋自由论，或论荷兰从事东印度贸易的权利》，这一现代国际法学世上最初的文献包含了许多后来成为国际法的原理。也许我们现在研究学习的国际法只是现实意义上的国际法。
一．现代国际法的主要主体与康德的共和制主体
现代意义上的国际法的主体，如同民法首先涉及“人”或具有“人格”的“人”，即民事关系的主体。国际法也有“国际人格”或“国际法律人格”（international legal personality） 。
而现在我国国际法学界一般认为，作为国际法上主要主体的国际必须具备三个条件
（1）独立参加国际关系的能力：（2）直接承受国际权利与义务的能力；（3）独立进行国际
求偿的能力 。这实际上实质作为国际法主体的国家所必须具有的“行为能力”而“权利能力”实质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家，在国际法上应具备的四个要素，即，人口、领土、政府、主权。亦可以用民法上的“人”来解释这个问题，因为民法和国际法在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许多方面有着相同或相似的方式，我们可以用下面这个图表来说明问题
主 体 承载权利义务的方式 调整的关系 客 体
民法：平等主体（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组织）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必须具有“行为能力”和“权利能力”
合同等方式（当事人之间可以自行决定）
平等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主要集中于财产关系和一部分的人身关系
物，权利，实施知识产权等的智力成果
国际法： （1）独立参加国际关系的能力：（2）直接承受国际权利与义务的能力；（3）独立进行国际求偿的能力。即国际法主体的国家所必须具有的“行为能力”和“权利能力”。
《联合国宪章》第38条第1款制定了国际法的渊源，其中包括了，国际条约、国际习惯、一般法律原则与作为辅助资料的司法判例以及权威的国际法学说
国际法是调整国际关系的法律制度，(国际关系包括了国际军事关系、国际外交关系、国际法律关系等)
国际法发上的领土、海洋、空间、环境等一切可以国际法上主体之间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对象
而康德在，《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对国家的要求则不仅仅限于此。康德对“社会--法治”状态进行了描述，他认为一切合法的体制都是：国家公民权利的体制（民法）：“每个国家的公民体制都应该是共和制”。
康德认为，共和制的逻辑产生基于三条法则：第一是“依据一个社会的成员（作为人）的自由原则”；第二是“根据所有人（作为臣民）对于唯一共同的立法的依赖原理”；第三是“根据他们（作为国家公民）的平等法则而奠定的”。依此三项原则--本质核心是权利原则--所产生的原始契约必然是共和制。因为只有共和制才能真正的确保人民作为国家公民的平等权利。
这里所说的共和制并非现在的英美法治社会，在康德看来其远未达到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同时康德提醒我们不要把共和制与民主制--康德所说的民主制是古希腊意义上的民主制--相混淆。康德认为首先国家依统治的形式可以分为：专制政体、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三种，相应于君主权力、贵族权力和人民权力；其次依政权的形式，国家可以分为共和与专制二种，前者“共和主义乃是行政权力（政府）与立法权力相分离的国家原则”，而后者“专制主义则是国家独断地实行它为其自身所制订的法律的那种国家原则，因而也就是公众的意志只是被统治者作为自己私人的意志来加以处理的那种国家原则。” 康德的第二种分类颇令人深思，因为依此分类，没有分权的民主制度同样也是一种专制主义，其政治恶果就是多数人暴政，从而与“公意”相违背 。康德否定一切没有代议制的政权形式，因为“在同一个人的身上立法者不可能同时又是自己意志的执行者” ， 在这个意义上，民主制度由于“所有的人都要做主人”，人民也不会自己推翻自己，所以向共和制的改革更为困难，康德认为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显然康德更为欣赏开明式的专制，即君主立宪制度。因为君主立宪制度还为代议制留有余地。康德强调，“唯有在代议制体系中共和制的政权方式才有可能，没有代议制体系则它就是专制和暴力的。--古代所谓的共和国没有一个认识到这一点的，于是它们就势必会都解体为专制主义。”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一个在国际法上主体标准认定的问题，即，在现代国际法上只要是具备了“行为能力”和“权利能力”的国家在不违反国际既有的法律规则、原则的情况下通过同他国缔结双边的或是多边条约，并在条约规定的范围内享受权利履行义务即可以成国际法上的主体，而随着国际关系的发展，国际法的主体也有所变化。在WTO种的单独关税区以及其政府属于国际法的特殊主体，还有政府间的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NGO),甚至个人。随着国际人权法的发展，个人渐渐地可以通过国际性组织，如欧洲人权法院，直接引用过
国际条约，保护自己人权 。 显然不同于二百多年前德国哲学家康德的观点，也可以说比康德的观点中的要求低了许多。
二. 国际体系与“自由国家联盟”
康德认为，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国际权利（国际法）：“以自由国家的联盟制度为基础”。康德认为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只能决定谁是胜利者，但无法决定谁有权利。为了脱离这种战争状态，使各民族之间的契约建立并得到保障，那就"必须有一种特殊方式的联盟，我们可以称之为和平联盟；它与和平条约的区别是和平条约结束一场战争，而和平联盟却要永远结束一切战争。“同时，这个在于，后者仅仅企联盟不是积极意义上的世界国家或世界政府，它不要"获得什么国家权力，而仅仅是要维护与保障一个国家自己本身的以及同时还有其他加盟国家的自由”，所以不“需要他们屈服于公开的法律及其强制之下” 。所以，这个联盟是消极意义上的联盟。
国家是一个抽象物，一个概念
国家是一个概念，但是，它反映了现实。某个国家，比如阿尔及尔或西班牙，意味着，包含着界定的领土、人口和由一个政府管理的组织化国内政治社会 。
国际体系也是一个概念，但是，它反映现实了。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其作为分散的、独立的国家的特点。如果没有大量分开的国家，如果各国没有来往，就不存在国家间关系，就不存在国家间体系，也没有国家间政治，没有国家间（国际）法律。假如存在一个世界政府，就可能会有世界法，但不会有国家间法律。如果世界在一个单一霸权之下——罗马式和平，或其他什么“和平”——就会只有一个单一的统治性“国家的”法律，甚至政府如果是非中央化的，占统治地位的法律也会调整下属分支机构的关系。
国际体系也反映了其他各种现实。很久以前，这成为欧洲中心和基督教，并维持相当时期，然后又是“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者。该体系的哲学和语言早已是欧洲的。“国家”也是欧洲的术语和概念。国际法上的其他许多术语和概念也是欧洲的。国际政治制度与国际法的许多方面仍然反映着其起源，即便在30多年前随着殖民主义的结束，开始有了转变。
总之，国际法——国家间法律——是各国相互交往，并存在各种关系的国际政治体系的法律。根据定义，国际法是各民族、各国之间的法律。而且，根据假定，法律是在国际政治体系中制定和维持，并隶属于其政治的“法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