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举证时限制度是民事诉讼证据制度中备受争议的问题。文章坚持准备程序阶段的举证时限规制以及相对宽松的举证失权效果，同时主张以当事人的主观故意作为失权发生要件，从而适度缓和举证迟延、诉讼效率与司法公正之间的紧张关系。举证时限制度的贯彻实施有赖于司法制度的改革，在法官有权力、无权威的司法环境中，举证时限制度难以顺畅运行。
【关键词】举证时限；迟延举证；举证失权；民事诉讼证据
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第一部专门针对民事诉讼证据的司法解释——《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下称《证据规定》）。其中，对民事诉讼的进行影响最大，争议也最大的，是关于举证时限的规定。设置举证时限制度，旨在防止举证迟延，提高诉讼效率，顺应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民事诉讼集中审理的趋势，克服分割审理、随时提出证据资料等传统审判方式的弊端，[1]以应对民事案件井喷式增长所带来的审案压力。在《证据规定》出台之前，举证时限制度已在一些地方法院的试行规则中有所规定，并试点推行。[2]但由于《证据规定》的制定和出台具有寻求改革绩效的动因，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于举证时限等证据制度缺乏扎实、科学的实证研究[3]和理论论证，也没有来得及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导致人们对举证时限制度的目的、具体规定的内涵缺乏足够的认识和充分的思想准备，加之司法环境、司法权威、诉讼观念、法官素质、司法政策调整等诸多原因，使得举证时限制度的运行陷入了困境。本文通过对举证时限制度的考察，以及学界各种完善方案的分析，试图提出一种既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举证迟延、促进诉讼效率，保障诉讼公正，又能与当下制度环境相适应的应对措施。
一、举证迟延防止对策——举证时限与举证失权
（一）现行举证时限的制度结构
本文讨论的举证时限制度结构，是针对最高法院《证据规定》的文本而言，并非指民事诉讼实践中的实际运行状态。所谓举证时限，简而言之，是指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向法院提出证据，法院接纳该证据的期限（期间）。举证时限制度试图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在什么期间内，当事人提出的证据才是有效的？在什么情况下允许有例外也是这种制度所规范的另一个面向。
在制度构成方面，举证时限主要有以下几项内容：1.关于提出证据的期间规制。在诉讼开始后，由法院指定或当事人协商确定当事人提出证据的期限。当事人逾期没有提出证据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当事人在确定的期限内提出证据有困难的，可以向法院申请延长期限。2.关于提出证据的例外情形：（1）属于“新证据”的，其证据的提出不受举证时限的限制；（2）对于当事人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法院审理时不组织质证，但对方当事人同意质证的除外；3.重新确定举证期间的情形。从现行的《证据规定》的相关规定来看，这些情形实际上都有很大的解释空间，有的也还不够严谨，存在着缺陷。[4]
最高人民法院在《证据规定》中设置举证时限制度的目的在于提高诉讼效率，防止拖延诉讼和诉讼突袭。防止诉讼突袭与规则制定者对程序正义的认识有关，[5]与诉讼效率目标相比，居于次要的地位。之所以当时特别强调诉讼效率，与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民事案件大量增加，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推进、强调诉讼的程序约束、价值观的转变等因素有关。最主要的因素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民事权益纷争数量的速增，给法院审判造成很大的压力，由此，法院必须提高诉讼效率，以缓解审判压力。这种压力也成了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直接动力。当时的改革环境、程序正义观念的引入以及大陆法系国家从证据随时提出主义向适时提出主义的转向等因素催生了举证时限制度的出台。[6]
（二）举证时限制度的基本特点
现行举证时限制度有两个基本特点：其一，将举证失权作为举证时限的法律效果。一旦当事人逾期没有提出证据，又不符合规定的例外情形的，将发生失权效果。虽然《证据规定》第34条规定，“当事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但这里的“视为”只是一种失权的委婉表达，其法律效果适用《证据规定》第43条的规定，即当事人举证期限届满后提供的证据不是新的证据的，人民法院不予采纳。所谓“举证失权”也就是指当事人丧失了有效地提出该证据的权利，即使提出，法院也不会纳入质证、认证程序，也就不可能作为定案的事实依据。
作为一种缓冲装置，《证据规定》设置了两种程序来缓解由于举证时限的刚性所带来的紧张关系。一是举证期限的延长。按照《证据规定》第36条，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材料确有困难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申请延期举证，经人民法院准许，可以适当延长举证期限。当事人在延长的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材料仍有困难的，可以再次提出延期申请，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决定。二是通过“新证据”的认定，使得某些证据免受举证时限的束缚。
其二，现行举证时限制度将举证迟延的规制范围主要限制在一审庭审前的审理准备阶段，而非为任何阶段的举证设定举证时限。在这一阶段，举证期限自当事人收到案件受理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的次日起计算（第33条第3项）至证据交换之日止（第38条第2项）。举证时限制度如此设计，是为了提高庭审效率，实现集中审理、防止诉讼突袭、促成调解的目的。
（三）对现行举证时限制度的基本评价
自2002年《证据规定》实施后不久，举证时限制度随即引来社会的热评。最初主要是以积极评价为主，随着时间的推移，消极评价逐渐淹没了积极评价。
在积极评价方面，学者们认为，该制度的设置在我国民事诉讼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相对于过去的证据随时提出主义是一大进步，顺应了证据适时提出主义的世界潮流；承认了证据失权存在的价值，通过失权促进了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更新了人们原有的诉讼观念、司法观念和举证理念；强化了人们对程序正义观念的认识；为发展和完善民事诉讼制度、推进审判方式改革深入发展的需要，举证时限制度也反映了司法改革的成果，在制度上有所创新。[7]这些评价有些是基于制度规定和理论应然性加以评价，从实证角度予以积极评价的不多。实务界的积极评价主要是配合制度的实施，更多的是一种预测性、宣传性评价。
在消极评价方面，主要涉及两个大的方面：
其一，认为制度过于超前，不适合中国国情。这方面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1）与人们普遍的诉讼观念不合；（2）制度理念有误。有的学者指出，举证时限制度以证据失权理念作为其基础是错误的；[8]（3）缺乏相应的理论准备和知识储备；（4）缺乏相应的制度支持；（5）没有相应的司法环境。[9]
其二，制度结构本身的问题。认为制度规定存在着缺陷，正是由于制度结构的缺陷，导致制度设置目的与实际效果相悖。[10]举证时限制度在设计构造上也不够精细，存在不合理之处。例如，在受理案件后确定举证时限时，主要依据原告提供的材料来判断，不够周全；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不少于30日，不够灵活；指定的举证期限与证据交换的关系规定得不够清楚；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证据即视为放弃举证权利，过于苛刻。[11]
消极评价主要是从实施后的实际效果来认识的。有些评价来自于对一定数量的个案的分析，但总体来讲，仍缺乏科学和充分的实证分析。[12]评价的消极程度也与人们的理解有关联。认为举证时限制度体现了绝对失权的，消极评价就非常低，甚至到达否定的程度。有的认为，对于事实的提出根本就不应当适用失权制度。举证失权或证据失权与实体公正的实现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因而否定举证失权的正义性。[13]还有的学者认为既有制度规定本身的妥当性问题，也有对制度的理解、认识上存在偏差的问题，完全归责于制度本身是不恰当的。[14]由于实务界对《证据规定》的整体质疑以及实施环境的局限，使得《证据规定》并未在实践中得到完全的实施，各地法院在贯彻程度上有较大的差异，尤其是在基层和偏远的地区。《证据规定》中争议最大的举证时限制度更是处于半休眠或完全休眠状态。但由于存在文本上的举证时限制度，因此，当事人之间又常常纠缠于该制度，使得法院往往处于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
应当说明的是，人们对举证时限制度的指责主要集中于举证失权的严苛性。这种认识又源于我们的传统诉讼观念。实际上，从最高法院规定的举证时限制度来看，其实未必严苛，因为举证时限制度中有关“新证据”的例外规定，使得当事人的举证具有相当宽泛的失权豁免根据，只要是“新证据”，便不受举证时限的约束，享有失权“豁免权”。如果人们（主要是司法实务界）能够从举证时限制度设置目的正确理解举证时限制度，就可以给予“新证据”相当宽泛的解释。例如，《证据规定》中已经明确，所谓“新证据”包括新发现的证据，“新发现的证据”本身是一个相当灵活和主观的概念。遗憾的是这些解释没有被实务界所普遍接受，成为司法共识，因此，自然也不会被律师们及当事人所接受，这是我们司法制度运行的问题（司法权威或法官权威的低下使其解释无法获得正当性）。不得不说，我们对于举证时限制度的运作缺乏足够的准备，没有足够的宣传，导致了人们对该制度的普遍不满，导致了制度被搁置的状态。
二、举证时限制度的两种完善路径
（一）方案之一：以现行举证时制度为基础，细化举证时限规则。
对于由最高人民法院构建起来的举证时限制度，学界、实务界部分人主张举证时限制度有其存在的必要，特别是第一次开庭审理前的举证时限作为审理前准备程序的主要措施以及证据交换的前提是非常必要的，应充分予以肯定，以举证失权作为制度机制也是必要的。当下的问题主要是失权条件设置欠缺合理性，因此，主张对举证时限制度进行修正，调整和细化举证失权的条件。这种观点也是最高人民法院相关机构的基本认识。对举证时限制度修正的具体设想反映在最高人民法院2011年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的补充规定》（下称《补充规定》）中。[15]该规定首先对最高法院《证据规定》中举证期限的一般含义作了解释性规定。明确法院在适用一审普通程序审理民事案件时，为当事人提供证明案件基础事实的证据所规定的期限为一般举证期限，该期限不得少于30日。为了照顾特殊情形，《补充规定》又明确了法院在民事案件的审理过程中，针对某一特定的事实或者特定的证据，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酌情指定当事人提供证据或者反证的期限，该期限不受“不得少于30日”的限制，即所谓特殊情形（可以称为“特殊举证期限”）。然后，《补充规定》又针对不同诉讼程序、不同诉讼阶段、不同情形的举证期限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如，简易程序的举证期限、二审举证期限、追加当事人的举证期限、发回重审案件的举证期限、补强证据举证期限的例外、公告送达情况下的举证期限、管辖权异议情况下的举证期限、针对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反证的举证期限、增加或变更诉讼请求或反诉时的举证期限。这些规定不可谓不细致，如关于简易程序的举证期限，就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人民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不受《证据规定》第33条第3款规定的限制。但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审理的，除双方当事人均表示无需补足举证期限的，人民法院应当为当事人补足不少于30日的举证期限。”
笔者认为，试图通过细化规定（法定化）的方式改革和完善举证时限制度的思路是值得商榷的。
其一，这一思路使得关于举证时限的规范进一步刚性化。虽然从表面上看，规定既有一般原则规定，也有特殊规定，既做到了原则性，又做到了灵活性，但这一做法实际上不过是一种政策性应对而已。具体的细化规定，一方面增强了举证时限制度的可操作性，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举证时限规范进一步刚性化。而这种制度的刚性化恰恰与防止举证迟延需要根据实际情形灵活处理的理念相冲突。细化规定也会导致诉讼当事人之间、当事人与法院之间，在举证期限的问题上陷入更严重的缠斗之中，反而影响了诉讼效率的提高。原本可以由法官自由裁量处理的事项，成为双方当事人辩论、攻击防御的事项。举证时限的刚性化也必然加重诉讼程序运行的刚性化，而诉讼程序刚性化恰恰是当下人们所普遍诟病的，也背离了当下的司法政策精神。在诉讼中欲防止当事人举证迟延，提高诉讼效率只能根据具体情形由法官自由裁量决定。
进出口煤炭检验管理办法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第90号
《进出口煤炭检验管理办法》已经2006年5月30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局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6年8月1日起施行。
局 长
二〇〇六年六月二十六日
进出口煤炭检验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进出口煤炭检验工作，保护人民健康和安全，保护环境，提高进出口煤炭质量和促进煤炭贸易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以下简称商检法）及其实施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进出口煤炭的检验和监督管理。
第三条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以下简称国家质检总局）主管全国进出口煤炭的检验监管工作。
国家质检总局设在各地的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以下简称检验检疫机构）按照职能分工对进出口煤炭实施检验和监督管理。
第四条 检验检疫机构对进口煤炭实施口岸检验监管的方式，对出口煤炭实施产地监督管理和口岸检验监管相结合的方式。
第二章 进口煤炭检验
第五条 进口煤炭由卸货口岸检验检疫机构检验。
第六条 进口煤炭的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应当在进口煤炭卸货之前按照国家质检总局相关规定向卸货口岸检验检疫机构报检。
进口煤炭应当在口岸检验检疫机构的监督下，在具备检验条件的场所卸货。
第七条 检验检疫机构对进口煤炭涉及安全、卫生、环保的项目及相关品质、数量、重量实施检验，并在10个工作日内根据检验结果出具证书。
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进口煤炭不准销售、使用。
第八条 对进口煤炭中发现的质量问题，检验检疫机构应当责成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在监管下进行有效处理；发现安全、卫生、环保项目不合格的，按照商检法实施条例有关规定处理，并及时上报国家质检总局。
第三章 出口煤炭检验
第九条 出口煤炭生产企业所在地检验检疫机构（以下简称产地检验检疫机构）负责辖区内出口煤炭生产企业的分类管理和日常监管。
出口口岸检验检疫机构负责本口岸出口煤炭的检验。
第十条 出口煤炭生产企业实行分类管理制度。产地检验检疫机构接受出口煤炭生产企业自愿申请，对其质量诚信度、生产加工工艺、生产技术条件、质量保证能力等按照标准进行考核，将出口煤炭生产企业分为A、B、C、D 4种类别，实施不同条件要求的监管方式。
第十一条 根据自愿原则，出口煤炭生产企业可以向所在地检验检疫机构提出分类管理申请，申请时应当提供以下材料：
(一)分类管理申请书；
(二)营业执照复印件；
(三)安全生产许可证；
(四)质量管理体系证明文件；
(五)企业矿(站)区平面图；
(六)生产工艺说明；
(七)国家质检总局要求的其他材料。
第十二条 检验检疫机构接到申请后，应当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经审查不合格的，应当告知申请企业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审查合格的，应当在10个工作日内组织现场考核，并在现场考核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确定申请企业实施分类管理的类别。
第十三条 A类企业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应当是精煤生产企业；
（二）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国家质检总局的相关规定；
（三）具有健全的质量管理体系，获得ISO9000质量体系认证或者具备相应的质量保证能力；
（四）配备有足够的运行有效的雷管和铁器清除装置；
（五）选煤工艺能够保证出口煤炭品质稳定；
（六）出口煤炭2年内未发生过涉及安全、卫生、环保重大质量事故；
（七）出口煤炭涉及安全、卫生、环保项目符合相关国家技术规范强制性要求。
第十四条 B类企业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应当是精煤生产企业、加工自产原煤的出口煤炭生产企业、部分洗选的出口煤炭生产企业；
（二）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国家质检总局的相关规定；
（三）具有较健全的质量管理体系；
（四）配备有足够的雷管和铁器清除装置，且运行有效；
（五）出口煤炭1年内未发生过重大涉及安全、卫生、环保质量事故；
（六）出口煤炭涉及安全、卫生、环保项目符合相关国家技术规范强制性要求。
第十五条 C类企业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 应当是收购原煤加工出口煤炭的煤炭集运站，以及未被评定为A、B类的精煤生产企业、加工自产原煤的出口煤炭生产企业、部分洗选的出口煤炭生产企业；
（二）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国家质检总局的相关规定；
（三）具有健全的质量管理制度，配备有足够的雷管和铁器清除装置，且运行有效；
（四）为其提供原煤的矿点必须经产地检验检疫机构普查核准，普查核准的重点是雷管等涉及安全、卫生、环保的质量指标；
（五）出口煤炭涉及安全、卫生、环保项目符合相关国家技术规范强制性要求。
第十六条 未向检验检疫机构提出分类管理申请的，或者提出申请，但不符合A、B、C 3种生产企业分类类别的，自动列入D类企业。
第十七条 产地检验检疫机构根据国家质检总局相关规定对出口煤炭生产企业实施专项抽查检测，并通报抽查检测结果。对A类企业的抽查比例应当控制在其所申报批次的5% 至15%；对B类企业的抽查比例应当控制在其所申报批次的16%至45%；对C类企业的抽查比例应当控制在其所申报批次的46%至100%；对D类企业的抽查比例为100%。
专项抽查检测内容由国家质检总局统一制定并组织实施。
第十八条 出口煤炭生产企业在每批出口煤炭装车发货前，凭出口合同或者其主管部门下达的出口计划，以及企业自检合格单，向产地检验检疫机构申报。产地检验检疫机构根据日常监管情况，按照有关规定签发《出境货物换证凭单》。
《出境货物换证凭单》的有效期为6个月，超过有效期的，出口煤炭生产企业或者经营企业可到检验检疫机构申请延期。检验检疫机构经核查确认准确无误后，可将相应批次《出境货物换证凭单》的有效期续延3个月。
第十九条 出口煤炭经营企业应当在出口煤炭到达口岸卸货前，按照国家质检总局相关规定向口岸检验检疫机构报检，报检时应当提供《出境货物换证凭单》。不能提供的，口岸检验检疫机构不予受理报检。
出口煤炭经营企业出口配煤报检时，应当提供配煤方案、货物垛位和装载方式等资料。
第二十条 出口煤炭由产地运抵口岸后，应当在口岸检验检疫机构监督下，在具备检验条件的场所卸货。
出口煤炭经营企业应当对进入口岸堆场的出口煤炭按煤种分别堆放，设置明显标记，不得混堆。
第二十一条 口岸检验检疫机构对《出境货物换证凭单》的数量进行核销。
第二十二条 口岸检验检疫机构对出口煤炭涉及安全、卫生、环保的项目及相关品质、数量、重量实施检验，并在10个工作日内根据检验结果出具证书。
第二十三条 对出口煤炭中发现的质量问题，口岸检验检疫机构应当责成出口煤炭经营企业在监管下进行有效处理；发现涉及安全、卫生、环保严重质量问题，不能进行有效处理的，不准出口。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四条 产地检验检疫机构负责对辖区内出口煤炭生产企业实施日常监督管理。
口岸检验检疫机构负责本口岸进出口煤炭的监督管理。
第二十五条 产地检验检疫机构对出口煤炭生产企业实施日常监督管理的内容包括：
（一）企业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国家质检总局相关规定的情况；
（二）企业质量诚信情况；
（三）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运行情况；
（四）雷管和铁器清除装置配置情况及运行状况；
（五）生产加工工艺情况；
（六）专项抽查检测；
（七）质量问题调查；
（八）其他需要检查的情况。
产地检验检疫机构应当根据日常监督管理情况，建立煤炭生产企业监管档案。
第二十六条 产地检验检疫机构对实施分类管理的出口煤炭生产企业每年度进行一次考核。
第二十七条 产地检验检疫机构根据年度考核结果、监管档案信息及口岸检验检疫机构的反馈对出口煤炭生产企业实施动态管理，按照国家质检总局相关规定升级或者降级。
第二十八条 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出口煤炭生产企业，产地检验检疫机构应当责令其限期整改，整改期间暂停向该企业签发《出境货物换证凭单》，并上报国家质检总局：
（一）发现有不诚信行为的；
（二）拒不接受或者故意逃避监管的；
（三）发现雷管和铁器清除装置配置不齐全或者运行不正常的；
（四）发生涉及安全、卫生、环保质量问题，情节严重的；
（五）专项抽查检测不合格批次超过其所申报批次5%的。
产地检验检疫机构经审查，对整改后符合国家质检总局相关规定的企业恢复签发《出境货物换证凭单》。
第二十九条 出口煤炭生产企业和经营企业应当完善质量管理制度，健全质量保证体系，强化质量诚信意识，接受检验检疫机构的监督管理，确保出口煤炭质量符合国家安全、卫生、环保技术规范强制性要求。
第三十条 口岸检验检疫机构按照相关国家技术规范的强制性要求对本口岸进出口煤炭的除杂、质量验收等情况进行监督管理。
第三十一条 国家质检总局、检验检疫机构应当根据便利对外贸易的需要，采取有效措施，简化程序，方便进出口。
办理进出口煤炭报检和检验监管等手续，符合条件的，可以采用电子数据文件的形式。
第三十二条 口岸检验检疫机构与产地检验检疫机构应当建立信息快速传递机制，实施信息电子化传递方式。
口岸检验检疫机构与产地检验检疫机构应当每3个月就出口煤炭检验监管互相通报情况，并就检验监管中发生的重大问题及时沟通。
产地检验检疫机构应当及时向口岸检验检疫机构通报辖区内出口煤炭生产企业的分类评定情况。
第三十三条 口岸检验检疫机构应当每半年进行一次进出口煤炭质量分析，上报国家质检总局。出口煤炭质量分析应当抄送相关产地检验检疫机构。
第三十四条 检验检疫机构应当及时将收集到的国内外反映强烈的进出口煤炭安全、卫生、环保质量问题向国家质检总局报告。
国家质检总局对进口煤炭涉及安全、卫生、环保问题严重的情况发布预警通报。
第三十五条 检验检疫机构对伪造、涂改、冒用《出境货物换证凭单》及其他违反商检法有关规定的行为，依照商检法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三十六条 检验检疫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履行职责时，应当遵守法律，维护国家利益，依照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严格执法，接受监督。
检验检疫工作人员应当定期接受业务培训和考核，经考核合格，方可上岗执行职务。
检验检疫工作人员应当忠于职守，文明服务，遵守职业道德，不得滥用职权，谋取私利。
第三十七条 检验检疫工作人员违反商检法规定，泄露所知悉的商业秘密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检验检疫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故意刁难的，徇私舞弊，伪造检验结果的，或者玩忽职守，延误检验出证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八条 由产地装运、未更换运输工具，原运输工具直接运输出口的煤炭，按照商检法实施条例的规定实施产地检验、口岸查验检验监管。
第三十九条 本办法公布前已经由检验检疫机构实施分类管理的出口煤炭生产企业，检验检疫机构仍按照原分类管理监管类别对该企业实施监管。
第四十条 本办法由国家质检总局负责解释。
第四十一条 本办法自2006年8月1日起施行，原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发布的《出口煤炭检验管理办法》(国家检验检疫局第18号令)同时废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