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苏州市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管理办法的通知
江苏省苏州市人民政府
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苏州市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市、区人民政府，苏州工业园区、苏州高新区、太仓港口管委会；市各委办局，各直属单位：
《苏州市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管理办法》已经市政府第89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二○一一年十二月一日
苏州市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完善我市社会保障体系，推进城乡社会养老保障一体化进程，保障居民老年基本生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国务院关于开展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国发〔2011〕18号）、《省政府关于印发江苏省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实施办法的通知》（苏政发〔2011〕144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居民养老保险遵循下列原则：
（一）“保基本、广覆盖、有弹性、可持续”，保障水平与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
（二）个人（家庭）和政府合理分担责任，权利与义务相对应，公平和效率相结合；
（三）政府主导与居民自愿参保相结合，基本养老保险和补充养老保险相结合；
（四）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逐步形成居民养老保险与其他养老保障制度相衔接的制度体系；
（五）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和政府补贴相结合的资金筹集机制，接受社会团体和个人捐助，多渠道筹集资金。
第三条 具有本市户籍，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非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工作人员，未享受离退休待遇以及国家规定的其他养老保障待遇（简称养老待遇），未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后中断缴费的居民，可以在户籍地自愿参加居民养老保险（以下简称参保人员）。
第四条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全市居民养老保险的政策制定、业务指导和监督检查。各级财政部门负责居民养老保险基金的归集和监管。市委农办、市民政局、市公安局、市残联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居民养老保险相关工作。各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居民养老保险工作。
第五条 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主要由个人缴费和政府补贴构成，鼓励有条件的集体经济组织对个人缴费给予补助。
（一）个人缴费。参保人员按年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缴纳养老保险费。缴费标准目前按每人每年不低于500元标准设定档次，各市（区）可根据当地实际确定档次和标准。参保人员自主选择缴费档次，多缴多得。各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根据国家和省规定以及我市居民人均收入情况适时调整公布缴费标准。
（二）集体补助。有条件的村集体应当对参保人员缴费给予补助，补助标准由村集体民主决定。鼓励其他经济组织、社会公益组织、个人为参保人缴费提供资助。
（三）政府补贴。政府对符合领取条件的参保人员全额支付基础养老金，并对参保人员缴费给予补贴，补贴标准每人每年不低于100元，有条件的地区可适当提高补助标准，具体标准和办法由各市（区）政府确定。对重度残疾人、低保人员，各市（区）政府可为其代缴部分或全部最低标准的养老保险费。
参保人员的基础养老金、政府补贴所需资金由各级财政分级负担。
第六条 有条件的地区可探索建立居民补充养老保险制度。已经享受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居民可以在户籍地自愿参加居民补充养老保险。居民补充养老保险实行个人一次性缴费，各级财政分别给予补贴，补充养老金从缴费次月起享受。居民补充养老保险的缴费标准、缴费年限，待遇计发标准、财政补贴标准由各市（区）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在财力适可范围内确定。
第七条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为每个参保人员建立终身记录的居民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及其他经济组织、社会公益组织、个人对参保人员缴费资助、政府对参保人员的缴费补贴，全部记入个人账户。居民补充养老保险、政府缴费补贴部分在个人账户中单项记载。个人账户储存额，每年参照我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记账利率计息。
第八条 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未享受养老待遇的本市户籍居民，可以按月领取居民养老保险待遇。
本办法实施或户籍迁入时，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未享受养老待遇的本市户籍居民，可不用缴费，按月领取基础养老金；距领取年龄不足15年的，应按年缴费，也允许补足，累计缴费年限不超过15年；距领取年龄超过15年的，应按年缴费，累计缴费不少于15年，不满规定年限应一次性补缴。
第九条 参保人员在参保缴费期间跨统筹地区迁移户口时，应办理居民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手续，将其居民养老保险关系及个人账户储存额转入新参保地，按新参保地规定参保缴费。无法转移的，经本人申请，将个人账户储存额中非政府补贴资金部分一次性支付给本人，同时终止居民养老保险关系。
参保人员在领取居民养老保险待遇期间跨统筹地区迁移户口时，应将其居民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含补充养老保险）余额中非政府补贴资金部分一次性支付给本人，同时终止居民养老保险关系。
第十条 符合本办法第八条规定条件的参保人员，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从核准的待遇享受之月起，委托银行等机构按月发给居民养老金。
居民养老金包括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按月支付终身。
基础养老金标准每人每月最低为130元，各市（区）政府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适当提高标准，对缴费年限超过15年的参保人员，从第16年起，每超过1年，基础养老金可加发1%。
个人账户养老金的月计发标准为个人账户储存额除以计发月数，计发月数按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规定执行。
个人账户养老金部分按照先个人缴费和集体补助，后政府补贴的顺序在参保人员居民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储存额中列支。补充养老金按照先个人缴费，后政府补贴的顺序在补充养老保险储存额中列支。个人账户和补充养老保险储存额全部支付完毕的，由政府财政承担。
享受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的老年居民逐步实行社会化管理，有条件的地区可参照企业退休人员纳入社会化管理，费用标准由财政预算安排。
第十一条 根据国家、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调整政策、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以及参保人员的参保缴费情况，适时调整个人缴费、政府补贴标准，并建立与缴费挂钩的正常调整机制，逐步提高居民养老保险待遇水平。
第十二条 参保人员在缴费期间或领取居民养老保险待遇期间亡故的，其遗属可以领取一次性丧葬补助金，具体标准由各市（区）确定，其个人账户储存额或余额中非政府补贴资金部分，可以依法继承。政府补贴资金用于继续支付其他参保人的基础养老金。领取居民养老金的居民自亡故次月起停止享受居民养老金。
第十三条 本办法实施后,原农村养老保险参保缴费及享受待遇的人员转入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或享受待遇，原养老保险关系终止，农村养老保险缴费年限转为居民养老保险缴费年限。农村养老保险基金并入居民养老保险基金。原享受城镇老年居民养老补贴人员转入居民养老保险，享受居民养老保险待遇，原待遇终止。
居民养老保险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可以转移接续，具体办法按国家、省有关政策规定执行。各地可按制度要求探索行之有效的转移方式。
第十四条 居民养老保险基金纳入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管理，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单独记账、核算，按有关规定实现保值增值。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切实履行居民养老保险基金的督查职责，制定完善居民养老保险各项业务管理规章制度，规范业务程序，建立健全内控制度和基金稽核制度，对基金的筹集、上解、划拨、发放进行监控和定期检查，并定期披露居民养老保险基金筹集和支付信息，做到公开透明，加强社会监督。财政、监察、审计部门按各自职责实施监督，严禁挤占挪用，确保基金安全。
第十五条 加强经办能力建设，按照职责履行需要，依托现有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在增加必要人员、给予必要经费保障的基础上，开展居民养老保险业务经办工作。各地要建立居民养老保险信息管理系统，纳入社会保障信息管理系统(“金保工程”)建设，全面记录居民参保缴费和养老保险待遇领取情况，并与其他公民信息管理系统实现信息资源共享。要大力推行信息化手段，方便参保人缴费、养老待遇领取和本人信息查询。街道（镇）和社区（村）要明确专人负责居民养老保险工作。
第十六条 各市（区）可按照本办法制定当地的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实施办法，并报省新型农村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后执行，重要情况及时报告。
第十七条 本办法的实施细则由各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会同当地财政局另行制定。
居民养老保险基金财务管理办法由各级财政局另行制定。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2012年1月1日起施行，原《苏州市区城镇老年居民养老补贴暂行办法》（苏府〔2007〕25号）、《苏州市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管理办法》（苏府规字〔2010〕10号）文件同时废止。
“为他人谋取利益”在受贿罪中的认定
白静浦
关于“为他人谋取利益”是收受型受贿罪的主观要件还是客观要件的问题目前学术界仍有较大争议。主观要件说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受贿罪的主观要件，即要求行为人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主观意图，因此，受贿罪是一种“意图犯”（或目的犯）。客观要件说有两个分支：一种观点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是指要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至于实际上是否已为他人谋取利益，不影响受贿罪的成立。这种观点又被称之为“行为说”；另一种观点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内容可以是许诺为他人谋取利益，而不必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许诺既可以是明示的也可以是暗示的，既可以是真实的也可以是虚假的。这种观点被称之为“许诺说”。笔者认为，这几种观点都值得商榷。
首先，应该肯定，按主观要件说，可以把那种意图为行贿人谋取利益，但还未来得及实施或因某种原因未能谋取以利益的情形，纳入受贿罪的处罚范围，这对于国家的廉政建设具有积极意义。但是，此说有以下几方面值得商榷：（1）与实际情况不符。一般认为，行贿与受贿是对向犯，对行贿人来说，之所以给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其目的（或意图）是要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为自己谋取利益，即“以钱换权”；反过来，对受贿人来说，之所以利用职务为行贿人谋取利益，其目的（或意图）是要换取行贿人的财物，即“以权换钱”。而不是像主观要件说所说的那样，“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受贿人主观上的“意图”（或目的）。（2）与刑法的规定不符。本来，从现代汉语的解释来看，“为”既有表示目的（或意图）的含义（如“为了”），也有表示行为对象的意思（如“替”、“给”）。但从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关于受贿罪的规定来看，把“为他人谋取利益”中的“为”理解为“替”或“给”他人谋取利益才是恰当的，而解释为“为了”他人谋取利益，则在表述上明显不通畅。同时，联系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三百九十一条、第三百九十三条有关行贿罪的规定来看，“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中的“为”显然是指行为人的主观意图（或目的），即“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但在这几个条文中，“为谋取不正当利益”是放在条文之首，而受贿罪中的客观行为之后。如果立法者是把“为他人谋取利益”是放在条文之中的客观行为之后。如果立法者是把“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主观要件规定在受贿罪中的，就应该放在条文之首，实际上，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只是通过对犯罪主体和客观行为的描述来界定受贿罪的，对主观方面并未作描述，更没有对犯罪意图作具体规定，即没有把受贿罪规定为“目的犯”（或“意图犯”）。（3）国外没有把“为他人谋取利益”规定为受贿罪主观意图的立法例。在德日刑法理论罪，虽然有不少学者认为，对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主观意图（或目的）的某些犯罪，也可以解释为“目的犯”（或“意图犯”），即把某种主观意图解释为某罪主观上必须具备的要件，但似乎并无人认为受贿罪属于这种法无明文规定的“目的犯”。更没有人把“为他人谋取利益”视为受贿罪主观上必备的“意图”。
其次，应该肯定，客观要件说把“为他人谋取利益”理解为收受型受贿罪的客观要件，这无疑是符合立法原意的。按客观要件说中的“许诺说”，可以将绝大多数非法收受他人财物而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腐败行为纳入受贿罪的范围，对于国家推行反腐倡廉的政策也是有积极意义。但是，“许诺说”存在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许诺（或承诺）是一种意思表示，它虽然是一种行为，但正如有的论者所述，“仅是表露思想的行为，而不是实现思想的行为。‘许诺’为他人谋取利益，并不等于就是、或就会为他人谋取利益。”因此，既然肯定“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受贿罪客观方面的要件，即受贿人客观方面必须要有的行为，那么，把这种行为的内容解释为是许诺为创优谋取利益，显然是超出了法律规定本身的含义。（2）按许诺说，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许诺，既可以是明示的也可以是暗示的，既可以是真实的也可以是虚假的。结果是只要行为人非法收受了他人财物，而又没有拒绝接受或退还财物的实际行动，就表明他是许诺为他人谋取利益，不论其事后有无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均不影响受贿罪的成立。这样一来，“许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意思表示虽然属于客观范畴，实际上与行为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主观意图之间已经只有一步之遥了，彼此之间除了分属客观范畴和主观范畴外，已经没有什么实质性区别。这种适用解释可能导致模糊受贿罪犯罪构成主观要件与客观要件界限的后果”，并且会使“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客观要件失去限制受贿罪处罚范围的作用。（3）许诺说的提出或许是受日本刑法中规定有受托受贿罪的启示，而受托受贿罪以行为人实施受贿行为时接受请托为成立条件。所谓接受请托，相当于许诺（或承诺）为对方谋取利益。在日本，受托受贿罪是普通受贿罪的加重犯。普通受贿罪的成立，只要是保管员或仲裁人就职务上的事项收受、要求或者约定贿赂即可，不要求受贿方许诺为对方谋取利益；如果受贿人许诺为对方牟利（或接受请托），则构成受托受贿罪，比普通受贿罪处罚更重；如果受贿人更进一步为行贿人谋取利益，百谋取利益时又实施了不正当行为，或者不实施适当行为，则构成加重受贿罪，比受托受贿罪的处罚还要重。但是，我国刑法对受贿罪的规定与日本有较大差别我们对收受型受贿处罚的起点是为他人谋取利益时，非法收受他人财物而没有许诺为他人谋取利益，甚至许诺为他人谋取利益而未付诸行动的，均不应以受贿罪来处罚。
最后，客观要件说是“行为说”不仅符合立法原意，而且司法实践中容易掌握认定，同时还可以避免扩大受贿罪的处罚范围。但是，如果严格按此说行事，强调受贿人只有已着手实行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才可能构成受贿罪，那就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过于缩小了受贿罪的处罚范围。
笔者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虽然是收受型受贿罪客观方面的必备要件，即必须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但也并非是像有的论者所说的那样，只能理解为实施了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实行行为。相反，可以将“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解释为包含准备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这是因为，刑法上的故意行为大多有一个从开始作准备着手实行到最终完成的过程，“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也不例外。由于我国刑法总则规定，原则上对所有的预备犯总则规定，原则上对所有的预备犯都处罚，所以，刑法分则规定的故意犯罪行为，大多能理解为包含为实行犯作准备的行为。由此而论，把准备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也包含在“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之中，是有法律根据的。此其一。
其二，在许多受贿案件中，行为人不仅有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而且也想为行贿人谋取利益，并做好了相应的准备工作只是由于某种原因终未实行。例如，杀人犯的亲属向承办案件的法官行贿1万元，要求其从宽判处，留杀人犯一条命。该法官答应帮忙，并建议对方想办法弄一份被告人有自首立功情节的假证明材料，以便其有从轻判处的“根据”。对方弄来证明材料后，该法官觉得案件性质严重凭已有的假证明材料，审判委员会也不一定同意不判死刑，因而未将假材料提交审判委员会，也未发表从轻判处的意见，杀人犯仍被判了死刑。在此例之中，法官非法收受了他人财物，并未着手实行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但他要行贿方提供假证明材料，已实施了为他人谋取利益作准备的行为，这同已着手实行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而未实现牟利目的的情形相比，在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程度上已无多少差别因此，有必要把这类已实施为创优谋取利益作准备行为的情形，解释为具备“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条件。
其三，根据刑法解释论的原理，当刑法对某种犯罪的成立条件规定得过于严格，不能完全适应同犯罪作斗争的实际需要时，可以在不超出法律规定原意的基础上，对法律作适当的扩张解释。据此，把受贿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解释为包含准备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也是符合刑法解释之要求的。
其四，将为他人谋取利益作准备的行为包含于“为他人谋取利益”不仅符合立法原意，而且可以克服上述“主观要件说”和“许诺说”无法避免的证据难以搜集认定带有主观随着性的弊病。因为要证明行为人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主观“意图”或“许诺”（尤其是暗示的许诺），在行为人未采取行动之前，通常是十分困难的。而为他人谋取利益作准备的行为，毕竟是一种行为，是表现于外的客观实在，这方面的证据一般不难搜集，这就为司法机关准确认定案件创造了便利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