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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及意义

逯卫东 王伶俐

证据的合法性是证据的基本特征之一，证据必须符合有关法律规定，这是对证据来说转化为证据的人为条件限制，也是人们认识和掌握诉讼规律的反映。证据的合法性才能保证诉讼的程序公正，并有效地树立司法权威。为此，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对取证主体、取证的方法、手段、证据的形式等方面作了较明确的规定，凡符合规定得到的证据就具有合法性，否则就为非法证据。对于非法证据是否需要一律排除，如何进行排除，这就是证据排除规则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试就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基本涵义、意义谈一些粗浅看法。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涵义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对非法取得的供述和非法搜查扣押取得的证据予以排除的统称，也就是说，司法机关不得采纳非法证据，将其作为定案的证据，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非法证据的范围包括：1、执法机关违反法定程序制作的调查收集的证据材料；2、在超越职权或滥用职权时制作或提查收集证据材料；3、律师或当事人采取非法手段制作或调查收集的证据材料；4、执法机关以非法的证据材料为线索调查收集的其他证据。
非法取得的证据材能否在法庭上作为证据提出，能否作为对被告人定罪的根据，是刑事诉讼法中最易发生价值冲突的问题，具体就是涉及控制犯罪与保护人权、程序正当与实体真实等之间利益的冲突与平衡。
《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但该法典未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出规定。随着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中人权保障意识及程序价值理念的强化，1998年6月29日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明确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式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同时，1998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修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法规则》第265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两家解释口径一致，对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都作了明确的排除。而对非法手段收集的实物证据的合法性问题却语焉不详。实质也默认了实物证据可作为证据使用。
建立证据排除规则，其核心问题就是解决证据材料的证据能力问题。所谓证据能力，又称为证据资格，是指证据材料在法律上被允许作为证据的资格。在英美法系国家，它被称为可采性。在学理上存在着采纳说、排除说、衡量采证说和例外说。采纳说认为：应当将调查收集的方法等证据本身区别开来，非法证据如果具有真实性和相关性，对案件事实具有证明作用，应当采纳。理由是在个别案件中非法证据往往是唯一可以用来定案的证据，如果排除，可能放纵违法犯罪分子，从而使公共利益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重大损失，从这一点来看，排除非法证据的成本大于收益。排除说认为：从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监督执法机关严肃执法的角度出发，非法证据应当一律排除，不能作为定案根据。衡量采证说认为：执法人员可以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采纳非法证据，才能保证执法的社会效果。裁量的主要标准是调查取证行为违法的程度，案件的社会影响以及采纳非法证据的成本性。例外说认为：首先应当肯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普遍适用性，在此基础上可确定一些例外。以上观点，体现了价值取向上的差异，优缺是显而易见的。我们认为，对非法获得的口供，只要使用刑讯逼供、威胁、欺骗、引诱或者其他非法方式取得，须一律排除，不得作为定案根据。但对非法收集的实物证据，要坚持有限制的排除原则，应否排除要综合非法取证行为所涉及的各种权利和利益，权衡排除与采纳该证据的利与弊及各自分量，从而最终决定是否应予排除。首先，关于非法搜查、扣押，侦查人员违反法律规定，没有取得法定机关批准，而进行搜查或其他违法情形进行搜查、扣押，严重侵犯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或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排除。有几个重要的例外，一是由于手续不全，对公民权利、财产造成损失的搜查例外，即善意取得的；二是对没有搜查扣押权的个人和组织进行搜查，扣押取得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但对排除该证据可能严重损害公共利益的，法庭可以决定采纳。第二，关于非法勘验和检查。侦查人员违反法律规定进行勘验、检查，严重侵犯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或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取得证据应当予以排除。第三，关于毒树之果。“毒树之果”是指以非法证据为手段，进一步获取的证据。凡经由非法方式取得的证据，是指“毒树”，由其中资料进而获得的其他证据，则是“毒树”的果实。这种证据与非法搜查、扣押取得的证据相比较，其不同点在于非法搜查、扣押取得证据本身程序是违法的，而毒树之果的收集程序本身是合法的，只是在发现该证据之前的程序有违法的情形。对于毒树之果，应否采取排除，我们应该慎重，根据刑讯逼供或者其他违法行为取得犯罪嫌疑人供述去收集证据其他证据，严重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或者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取得的证据也应予排除。这是为了在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全中学教师权益与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之间求得平衡。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意义
1、有利于司法机关严肃执法，有效制止司法人员非法取证行为。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使执法人员在实施违法行为之前，就想到其后果。非法证据的排除，是对司法机关调查取证工作的最终的否定和谴责。有利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监督执法机关，在执法机关采取非法手段调查收集证据时，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有权拒绝，并在以后诉讼程序中要求要求排除。要想否定一项诉讼行为，最有效的莫过于其无效，而想制止办案人员的非法取证行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宣告其违法获得证据不具有可采性。从而督促司法机关守法并依法办案。
2、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利于彻底纠正违法行为，防止或减少冤假错案。实践中，造成冤假错案的原因无不与办案人员违法取证有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尽管可能放纵犯罪，但其最大优点就是要保证言词证据的自愿性，从而达到定罪处罚的准确性的目的。
3、非法证据规则有利于切实保障诉讼参与人的权力，能促进公安、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法制观念的转变。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否在刑事诉讼中确立，存在一个价值权衡的问题，如果允许将非法取得的证据作为定案证据，对查明案件的真实情况，实现国家刑罚权是有益的，但这样做是以破坏国家法律所确立的秩序和侵犯公民基本权利为代价的。反过来，如果对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又会阻碍对犯罪的查明和惩治，这与该国的刑事诉讼目的、主导价值观念，对公民个人权利重视程序等因素都是相关的。该规则的确立，是一国文明水平的标志，它体现了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法制观念的转变，即从惩罚犯罪第一到注重保护人权的诉讼观念的进步。

国家经贸委 等


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关于解决拖欠中外合资融资租赁公司租金问题的通知
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
80年代在我国发展起来的国际融资租赁业务是吸收、利用国外资金的一条灵活、便捷的渠道，为加速我国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和促进国民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近年来相当一部分承租企业拖欠租金严重，致使一些中外合资融资租赁公司经营陷入困境，引起外方股东的强烈
反应和不满，对我国改革开放的形象和声誉造成了不良影响。对此，国务院领导同志非常重视，多次批示要抓紧研究解决。
经国务院领导同志同意，现就解决拖欠中外合资融资租赁公司租金问题通知如下：
一、这次解决拖欠中外合资融资租赁公司租金问题的范围，是指中外合资融资租赁公司在1988年6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公布“国家机关不能担任保证人”规定之前所做的融资租赁项目。
二、坚持谁承租谁还租，谁担保谁负责的原则。即还租责任主体是承租企业，出具有效担保的担保单位承担连带责任。担保无效的，担保单位根据其过错大小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三、租金偿还原则上按租赁合同确认的币种执行。需调汇的，经外汇管理部门批准，可到外汇指定银行购汇，或到外汇调剂中心调汇。
四、有还租能力的欠租企业，能一次偿还租金的一次偿还；不能一次偿还的，租赁双方和担保单位协商制定还租计划，欠租企业开户银行按还租计划督促归还。
五、还租暂时有困难，但生产经营正常，经济效益较好的企业，可向银行申请贷款用于还租。对符合贷款条件的企业，银行在现有贷款规模内给予支持。
六、还租有困难又未获得银行贷款的欠租项目，由担保单位履行担保责任，代为偿还欠租，所还租金以后由担保单位向企业逐步收回。其中财政部门出资偿还的欠租，由财政部门向企业收回，企业偿还确有困难的，经批准，可作为国家资本金处理。
七、对既无还租能力又无发展前景的个别项目，可依法采取企业破产或拍卖的办法偿还欠租。
八、承租企业如已被兼并或转让，其还租履约的责任由兼并或接收转让的单位继续承担。
九、租赁公司应根据租赁项目的不同运行情况及不同责任，采取现实可行的措施，促进欠租问题尽快解决。具体措施由欠租企业、担保单位与租赁公司协商确定。
十、对已诉诸法律的欠租纠纷案件，建议由最高人民法院指导各地法院依法秉公办理，作出公正判决，并加快执行进度，依法保护租赁双方的合法权益。有关地方政府不得对法院的审理工作进行干预。
十一、凡有此类欠租问题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要把解决这个问题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列入议事日程，予以高度重视。请省政府领导亲自过问，一名秘书长具体负责组织各有关部门认真研究解决。今年上半年内原则上将这一问题处理完毕。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
列市要将处理结果写出专题报告，同时报送国家经贸委、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和外经贸部。上述四个部门负责对这一问题的处理情况进行督促检查。请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和银行积极配合，各负其责，共同促进这一问题尽快解决。



1994年2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