芜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芜湖市重大传染病病人医疗救治与生活救助实施办法的通知
安徽省芜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芜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芜湖市重大传染病病人医疗救治与生活救助实施办法的通知
芜政办〔2007〕24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江大桥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单位，驻芜各单位:
建立健全重大传染病病人医疗救治和生活救助保障机制，是我市二十三项民生工程之一。为加强领导，搞好组织实施工作，经2007年4月15日市政府第48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将《芜湖市重大传染病病人医疗救治与生活救助实施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OO七年五月十七日
芜湖市重大传染病病人医疗救治 与生活救助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落实重大传染病等病人的医疗救治措施，保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帮助艾滋病、结核病等特困人群提高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根据《中共芜湖市委芜湖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二十三项民生工程促进和谐芜湖建设的意见》（芜市发〔2007〕1号），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实施医疗救治的对象是：全市范围内确认的艾滋病病人及感染者；全市贫困的现症结核病患者；全市血防区居民发生的急性血吸虫病感染病人及符合《晚期血吸虫病诊断标准》的现症晚期血吸虫病人；全市范围内经有资质的医疗卫生机构确诊的人禽流感病人或疑似病人、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病人或疑似病人、霍乱病人或疑似病人、不明原因肺炎病人、新发传染病、不明原因传染性疾病病人以及较大、重大或特别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病人。
第三条 本办法实施生活救助的对象是：全市范围内因艾滋病导致劳动能力丧失的特困艾滋病病人及感染者；因艾滋病导致父母双亡的孤儿；因艾滋病导致父母一方亡故的子女；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儿童；因艾滋病导致子女亡故且无其他人赡养的60岁以上的老人。因结核病导致生活困难的家庭。
第二章 医疗救治及生活救助工作原则
第四条 坚持适当减免、分级负担的原则。对符合医疗救治或生活救助条件的对象，实行医疗费用或生活费用部分救助，所需经费除中央财政专项补助外，省及市、县财政共同担负。
第五条 坚持注重实效、避免重复的原则。对已经参加城镇医保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重大传染病患者，专项救治与医保救治相互配合、互为补充，避免重复救治。与城镇居民医疗保障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有机结合，充分发挥资金效益。
第六条 坚持量力而行、不断提高的原则。医疗救治及生活救助要量力而行，循序渐进，逐步提高。随着财力的不断改善，逐步扩大救治(助)范围，提高救治(助)标准。
第三章 医疗救治与生活救助对象的确定
第七条 医疗救治对象均需提交：申请人申请、身份证（户口簿）；不同的救治对象还需出具以下材料：
（一）艾滋病医疗救治对象：确认实验室出具的HIV阳性感染者检验报告、CD4检测报告；
（二）结核病医疗救治对象：当地县级医疗机构或疾控机构诊断证明等相关临床资料以及证明其为贫困人口的证明材料（包括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农村五保户证、当地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或街道居委会、村委会出具的特困证明材料）；
（三）血吸虫病医疗救治对象：县级以上血防机构出具的感染急性血吸虫或现症晚期血吸虫病人的诊断证明；
（四）其他重大传染病和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对象：有资质的医疗卫生机构出具的确诊证明。第八条 生活救助对象均需要提交：申请人申请、身份证（户口簿）；不同的救助对象还需出具以下材料：
（一）因艾滋病导致劳动能力丧失的特困艾滋病病人及感染者：确认实验室出具的HIV阳性感染者检验报告、CD4检测报告（2005年前未开展CD4检测的病例除外，下同）和其他相关临床诊断资料以及县级以上劳动保障部门出具的劳动能力丧失的证明材料；
（二）因艾滋病导致父母双亡的孤儿或父母一方亡故的子女：确认实验室出具的其父（母）的 HIV 阳性感染者检验报告、CD4检测报告和其他相关临床诊断资料以及父（母）死亡证明；
（三）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儿童：确认实验室出具的HIV阳性感染者检验报告和其他相关临床诊断资料；
（四）因艾滋病导致子女亡故且无其他人赡养的60岁以上的老人：确认实验室出具的其子女的HIV阳性感染者检验报告、CD4检测报告和其他相关临床诊断资料、子女死亡证明以及当地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或街道居委会、村委会出具的无其他赡养人的证明材料；
（五）因患有肺结核病导致生活困难的患者，由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或街道居委会、村委会出具证明其为贫困人口的证明材料。
第四章 医疗救治、生活救助的标准与资金来源
第九条 对符合治疗标准的艾滋病病人实行免费抗病毒治疗及CD4检测，从中央补助地方公共卫生项目资金中解决；对有治疗需求的艾滋病病人进行抗机会感染治疗，按照每人每年最高限额4800元标准给予补助，由省财政全部负担。
对因艾滋病造成的特困人群给予生活救助。因艾滋病导致劳动能力丧失的特困艾滋病病人，按照每人每月 100 元的标准给予补助；因艾滋病导致父母双亡的孤儿，按照每人每月 100 元的标准给予补助；因艾滋病导致父母一方亡故的子女，按照每人每月60元的标准给予补助；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儿童，按照每人每月150元的标准给予补助；因艾滋病导致子女亡故且无其他人赡养的 60岁以上的老人，按照每人每月 100 元的标准给予补助。以上生活救助经费，省财政承担。
第十条 对肺结核病病人实行免费检查(痰检及一次胸片)、免费提供抗结核药，从中央补助地方公共卫生项目资金中解决；按照结核病诊疗规范，对现症贫困结核病患者给予辅助诊断、辅助治疗和并发症治疗，按照每人每年最高限额900元标准给予补助，按实际发生额由当地结核病定点收治机构予以减免，所需经费省财政承担。
对因患肺结核病导致生活困难的患者，按照每人每月 100 元的标准给予补助，市区患者所需经费由市、区财政各承担50％。
第十一条 对急性血吸虫感染病人，按照急性血吸虫病治疗方案规定的要求进行医疗救治，按每例最高限额2000元的标准给予补助，由所在地财政承担；对现症晚期血吸虫病病人，按照晚期血吸虫病(晚内或晚外)治疗方案规定的要求，原则上按每例每年2000 元的标准进行医疗救治，所需经费从中央补助地方公共卫生专项资金中解决1500元，省财政负担500元。
第十二条 对全省范围内经有资质的医疗卫生机构确诊的人禽流感病人或疑似病人、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病人或疑似病人、霍乱病人或疑似病人、不明原因肺炎病人、新发传染病、不明原因传染性疾病病人以及较大、重大或特别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病人进行医疗救治，按实际发生额，省、县（区）各负担 50％。主要对发生的医疗费用、消毒隔离费用、专家会诊费用及省级财政部门确定的补助费用进行补助。
第五章 资金使用程序
第十三条 市、县（区）每年底前根据本年度当地救治（助）人数，分别向省卫生厅、省财政厅和市卫生局、市财政局上报下年度医疗救治计划，向省民政厅、省财政厅和市民政局、市财政局上报下年度生活救助计划，省、市相关部门审核后下达市及各县（区）实施救治（助）的计划数，并根据计划数及救治（助）标准，安排预算资金，通过预算指标下拨到各市、县（区）财政部门。预算资金先下达70％，剩余30％将根据年底考核的实际情况再进行下拨。
第十四条 救治（助）经费的支付实行报账制。医疗救治经费由相关实施医疗救治的单位在完成救治工作 7 个工作日内，向同级卫生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附上医疗救治对象的相关资料；同级卫生部门收到申请后，7个工作目内签署审核意见后报同级财政部门；同级财政部门收到有关材料后，符合条件的，10 个工作日内将资金拨付至实施救治的医疗卫生机构。
第十五条 生活救助经费由被救助对象提出申请并提供相关资料，报当地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当地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收到申请后，7个工作日内完成核实工作后报县、区民政部门；同级民政部门1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批后报同级财政部门复核。财政部门复核后，由同级民政部门组织发放。
第十六条 补助到实施救治的医疗卫生单位的，被补助单位必须提供以下资料：前述的医疗救治对象确定所需要的资料及其他必需的相关资料（如姓名、工作内容、补助金额、单位、住址、联系电话等）；医疗文书及可以证明其工作真实性的相关材料；工作实施总结报告；同级财政、卫生行政部门认为需提供的其他资料。
第十七条 补助到个人的，救助对象本人需提供以下材料：前述的生活救助对象确定资料及民政部门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有关材料。
第六章 资金使用与管理
第十八条 救治（助）经费实行专款专用，市、县（区）财政部门对救治（助）经费要实行专项管理、专项核算。
第十九条 各地必须严格按照规定的救治（助）对象、救治（助）范围、救治（助）人数和救治（助）标准使用救治（助）经费。医疗救治经费必须按规定补助到实施医疗救治的单位，生活救助经费必须补助到患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挤占和挪用。
第二十条 救治（助）经费的使用与管理要坚持厉行节约、杜绝浪费，充分发挥资金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努力实现规划目标。
第二十一条 各相关实施单位、组织应建立健全相应的工作日志及可以证明其工作真实性的相关材料。
第二十二条 具体实施单位要将救治（助）范围、对象、标准等在一定范围内张榜公布，接受广泛监督。
第七章 组织与实施
第二十三条 在各级政府的领导下，卫生、民政、财政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重大传染病病人医疗救治和艾滋病人、结核病病人生活救助工作的组织、计划与安排，对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二十四条 市、县（区）成立重大传染病病人医疗救治专家技术指导组，负责重大传染病病人医疗救治工作技术指导、医疗质量抽查与评估等工作。
第二十五条 实行重大传染病病人定点医疗诊治制度，加强防治能力建设和救治工作的业务技术培训，确保医疗救治工作安全。
第二十六条 凡经确定的救治（助）对象，县级卫生、民政行政部门必须建立专门档案，并逐级填报汇总表报上级卫生、民政部门。
第二十七条 市、县（区）要定期对重大传染病病人医疗救治及艾滋病、结核病生活救助情况进行分析和总结，及时向省、市卫生、民政、财政部门提交专题报告。
第八章 考核与评估
第二十八条 各级政府及卫生、民政、财政部门要加强对重大传染病病人医疗救治及艾滋病、结核病特困人群生活救助工作的督查，加强对定点诊治机构的监管，建立核查机制，定期或不定期地对重大传染病病人医疗救治、艾滋病、结核病生活救助、定点诊治机构及经费使用情况进行考核、抽查。市将每半年抽查考核与评估一次，每次抽查数不少于医疗救治数和生活救助人数的10％。
第九章 附 则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由市卫生局、市民政局和市财政局按职责分工负责解释。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2007年1月1日起施行。
【摘要】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为人类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造成生命与伦理价值的冲突，如何坚守生命的尊严成为学术界共回思考的重大课题。本文认为，安乐死的出现是新的宪法问题，需要从宪法视角进行分析，并确定其严格的宪法界限。
【关键词】安乐死；尊严；科学技术；自由
【正文】
2010年2月，荷兰有一个名叫“超出自由欲望”的组织提出：所有年龄超过70岁的荷兰人，如果他们对生活感到厌倦，担心未来生活可能影响生活质量，他们都有权安乐死，通过寻求职业帮助来结束生命。为了促使合法化，该组织寻求了大量的签名来支持这项动议，以期改变荷兰现行立法。荷兰许多著名人士也支持这项动议，这里面包括荷兰政府的一些前任部长、艺术家、法学家和医生。对此，荷兰议会提出立法草案，让社会民众自由讨论。这一问题在国际社会也引起了强烈反响。在讨论中，人们陷入了生命权理念与伦理的冲突之中，有些人甚至开始怀疑现代宪法的基本立场与精神。这一问题给宪法学提出了严肃的话题：面对安乐死范围的扩大，以生命权文化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宪政体制将如何应对？安乐死背后存在哪些宪法价值与事实？如该法案顺利通过，会对整个安乐死立法与观念，特别是对生命权的价值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一、安乐死的概念与演变
“安乐死”一词源于希腊文euthanasia，意思是“幸福”的死亡。[1]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无痛苦的死亡，二是无痛致死术。在我国，对安乐死的一般理解是：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和其亲友的要求下，经医生认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过程。学者们根据安乐死的不同特点，把安乐死分为不同类型，如主动与被动安乐死、通常与非常安乐死、有意与无意安乐死、自愿与非自愿安乐死。[2]在安乐死的分类中，最常见的分类是自愿安乐死（voluntary euthanasia）、非自愿安乐死（non-involuntary euthanasia）和不自愿安乐死（involuntary euthanasia）。所谓自愿安乐死，指当事人本身自愿、希望且要求安乐死从而被实施；所谓非自愿安乐死，指当事人已经失去了选择或生的能力，但被以仁慈的方式处死或允许其死；所谓不自愿安乐死，指当事人不同意结束他的生命但仍被处死。[3]
据学者们研究，安乐死思想并非是现代的产物，它是一种渊源久远的人生哲学思想。早在古希腊，就有所谓“安死术”之说。[4]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从英国开始，安乐死逐渐成为公众关注的法律话题。1934年，一位英国妇女在接受手术后，因为担心自己31岁的儿子的未来，于是用煤气毒死了他。起初她被判处死刑，两个月后改为缓刑，三个月后被赦免。1935年，英国成立了自愿安乐死协会，要求在法律严格控制下允许医生帮助病人实施安乐死。之后，在美国、法国等西方国家，不断有人要求在法律上允许安乐死，世界范围内开始出现以争取人道死亡权利为目的、推动安乐死合法化的人权运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技的发展与人权意识的提高，国家与社会对生命权给予普遍重视，20世纪60年代后安乐死问题成为国际社会的热点，[5]同时也引起学术界的争论，其核心问题是个人能否主宰自己的生命。1976年，国际安乐死研讨会在日本举行，澳大利亚、日本、荷兰、英国、美国等国家的代表签署了关于安乐死的东京宣言，强调应当尊重“人生的意义”和“庄严的死”，主张在特殊情况下，人应当有选择死的权利。[6]同年9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签署了第一个“自然死亡法”（《加利福尼亚健康安全法》）。[7]该法允许成年病人在书写所谓“活医嘱”后，授权医生可以关掉维持生命的医疗设备。1980年，国际死亡权利联合会成立，不断推动安乐死立法化进程。
世界上第一部“安乐死法”应当追溯到1996年澳大利亚北部地区议会通过的 “安乐死法”（《垂死病人权利法》）。该法规定了严格的安乐死条件：接受安乐死的病人必须年满18周岁以上，而且患有不治之症，无法忍受痛苦，必须由本人递交要求安乐死的申请书，要有本人签字。同时，该法还对医生履行安乐死做了详细的规定，并规定病人提出安乐死要求并且获得医生签字同意后，分别要有7天以上的“冷却期”和48小时以上的“等待期”。但是，该法实施不到8个月即被废止。
2001年4月10日是世界各国值得关注的一天。经过激烈的辩论，荷兰议会上议院以46票赞成、28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安乐死法案，也使荷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承认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在此之后，比利时众议院于2002年5月16日也通过了安乐死法案，允许医生在特殊情况下对病人实行安乐死，从而成为世界上第二个承认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荷、比两国的这一举动再次使“安乐死”能否合法化成为国际性的话题。
在我国，安乐死也不是一个陌生的词汇。我国关于安乐死问题的讨论源于20世纪80年代。1988年七届全国人大会议的议案中，我国妇产医学界著名人士严仁英和胡亚美首次提出：“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但与其让一些绝症病人痛苦地折磨，还不如让他们合法地安宁地结束他们的生命。”之后，在多次全国人大会议上，一些代表一直呼吁安乐死合法化。我国最早的安乐死案件出现于1986年的陕西省汉中市，一位名叫王明成的男子为身患绝症的母亲实施了安乐死。王明成因此被检察机关以故意杀人罪提起公诉，先后被关押了1年零3个月，1992年被法院宣告无罪释放。此后，关于安乐死问题的讨论不时见于报端。
二、安乐死与生命权价值
围绕安乐死问题，目前国内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争论，大体上分为赞成与反对两种观点。赞成安乐死的主要理由是：安乐死是对人的死亡方式选择权利的尊重，实施安乐死有利于维护病人自身的利益；生命是神圣的，但又是相对的；当一个人的生命接近终极时，依靠各种现代化的手段维系无法改变的病程，只能是增加病人的痛苦；对那些不可逆转的临终病人，应停止无效的耗资巨大的抢救措施；建立一套严格的安乐死制度，分清罪与非罪的界限。而反对安乐死的学者的主要观点是：人的生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基本职责；如果实行安乐死，病人就可能会失去改善的机会；承认安乐死的合法化会给他人的生命带来危机感；安乐死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8]这些争论虽然有思考问题的不同视角，但本质上涉及安乐死问题的核心价值，即生命权主体是否拥有处分自己生命的权利或者决定生命利益的权利。如果人可以自由地处分自己的生命或享有处分生命的利益，那么，他（她）当然就可以选择以安乐死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如果其没有自由处分自己生命的权利，那么安乐死就被证明为不正当的。在是否有权结束自己生命的层面上，安乐死实际上涉及宪法价值体系中的生命权的定位与认识问题。
笔者认为，从宪法价值体系看，安乐死是无法获得合宪性基础的，因为安乐死不符合宪法基本价值与基本权利的价值目标。
第一，现代宪法是以个体权利的保护为出发点的，包括生命在内的基本权利是国家保护的义务。由于文化、宗教、历史等方面的原因，一些国家虽然规定生命权的相对性，保留死刑制度，但在宪法价值上，死刑制度是没有正当性的，也就是说生命权本质上具有绝对性。当生命成为个体存在的基本前提时，个体享有的生命价值已融入到社会共同体价值体系之中，是否限制与剥夺只能靠共同体意志来判断与决定。
第二，安乐死不具有基本权利的特征。作为一种主观性的个人权利，基本权利首先是针对国家权力的防御权，其对抗的典型客体是国家权力。在这一点上安乐死能否成为宪法问题是值得考虑的，因为安乐死涉及的法律关系主要是私人之间关系，即患者、医生与家属等，这些私人利益的判断通常由私法来调整。但安乐死的最终决定权，特别是私人之间发生冲突需要由法官裁决时，私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便带有了浓厚的公法性质。从现代立宪主义的观点看，生命权的决定不能由私人来行使。同时，作为一种客观的价值秩序，基本权利主要体现为社会共同体内在的价值追求。从客观价值秩序层面看，私人是没有权利结束自己的生命的。因此，人的生命是一种最重要的社会价值，是社会共同体的基本构成单位，对自己生命的处分不仅仅是公民个人的自由选择，也会影响整个社会共同体的价值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讲，私人并不拥有自杀的法律权利和安乐死的权利。
第三，安乐死无法获得宪法文本的支持。在西方国家的宪法中，多数国家没有直接规定生命权，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宪法对生命权的漠视。实际上，西方是在发展人权文化中逐步形成基本权利体系的，生命价值已经融入到个体生活之中，通过成熟的宪法解释可以寻求生命权的文本依据。在我国，宪法的发展和宪法文化培育的时间是比较短的，我们是在缺乏成熟的生命权文化背景下进行法治建设，更需要特别强调作为基本权利基础的生命权价值。
第四，安乐死与生命权的本体价值是冲突的。有学者把生命权观念的发展分三个阶段，即生命神圣论、生命质量论与生命价值论，[9]并试图从生命价值论角度寻求安乐死正当化基础。笔者认为，三阶段的生命权观念的划分忽略了不同阶段生命权形态的相互关联性，混淆了生命与生命权概念之间的价值内涵，同时，在缺乏实证资料的基础上，仅仅依靠价值层面论证死亡权的权利属性是不妥当的。其实，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人类生命的延长不再仅仅是一个梦想，也不再仅仅是少数人的特权。医学技术的发达使得人类有能力战胜很多疾病，能够延长自己的生命。因此，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人类生命权的延续和保障无形中提供了有力的技术保障。但是，仍然有一些疾病是现代科学技术无能为力的，在这些疾病面前，人类显得尤为脆弱。在病魔的折磨之下，人的生命也会慢慢的消失，病人也会在病魔无情的吞噬中、在无尽的痛苦和恐惧之中慢慢的死去。这个过程是极其痛苦的，不仅病人本身要忍受这种痛苦，而且病人家属也要随着分担这种痛苦。在这种情况之下，宪法上的生命权是否能够在价值上让位于安乐死？支持安乐死的人士认为，在病人的病情无法控制的情况下，延长病人的时间无异于是增加病人的痛苦，对于病人来说，与其这样生不如死的苟延残喘，还不如选择一种有尊严的死亡方式来保持自己生命的最后尊严。而反对者认为，人类的生命是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这个财富是属于全社会中的每一个人，而不单单是属于公民个人，如果公民个人为了自己是一时之利而放弃了自己的生命，实际上就是放弃了自己作为社会共同体成员的责任，就是对家庭、父母和其它公民的不负责任。而且，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医疗技术也日新月异，今日是不治之症，明日可能药到病除。因此，保留自己的生命就是保留自己的希望。与其在绝望中匆忙结束自己的生命，不如在希望中等待，既给自己的生命一份尊重，又给其他人一种祈盼。
总之，从生命权社会价值来看，安乐死有可能造成对生命权的一种侵犯，是对国家保障公民义务的一种违背，与宪法的基本价值是相抵触的。
三、安乐死与人的尊严性
支持安乐死的重要理由之一是为了维护人的尊严。认为，如果对要求安乐死的患者不予承认其合法性的权利，有可能侵犯人的尊严，不符合人道主义原则。毫无疑问，人的尊严与生命权是人类享有的最基本、最根本的权利，是构成法治社会的理性与道德基础。在某种意义上，宪法学是因应人的内在需求为出发点的，始终以人的尊严与生命价值的维护作为历史使命。那么，在安乐死问题上，什么样的立法政策更有利于维护人的尊严？这是涉及宪法价值论与法治发展的复杂问题。
首先，宪法上的“人的尊严”是价值体系。当判断一个公共政策或者国家立法是否符合人的尊严原则时，我们需要考虑如下问题：是否有利于在社会建立尊重生命的文化与政策？社会民众对生命权的期待是增强还是动摇？也许就特定的个体而言，禁止安乐死可能会带来痛苦，但这种痛苦是否一定以社会正义的牺牲来实现？人的尊严既是人类感受的概念，同时也是实践中的概念，不能仅仅以个案的正义来思考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政策趋向。
其次，如果仅仅以人的尊严的维护为理由，实现安乐死的合法化，有可能同时牺牲其它人的尊严。目前，在安乐死合法化问题上，很多国家都采取保守与中立的立场，并没有实现合法化。在这里，各国也在考虑同样的人的尊严价值。当自杀合法化、安乐死合法化的环境下，国家与社会对生命权尊重义务是否得到切实的履行？至少在我国目前的社会状况下，急于赋予安乐死以合法性与正当性基础，有可能导致生命权价值的下降，甚至为国家推脱生命权保障义务提供合法化的依据。无论是生命权价值论，还是生命权质量论，如果缺少了生命的神圣性，无法完整地体现其主体的尊严。
再次，宪法上人的尊严的概念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目前，“尊严死”是新出现的权利形态，其内涵就是，有尊严地死去，但它与安乐死是有区别的，正如有学者所提出的，尊严死是指有尊严地死去，能够按照本人的意愿，死得“像个样子”，两者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反对安乐死的人不一定反对尊严死，赞同尊严死的人不一定赞同安乐死。[10]两者之间也存在相互的交叉领域，日本学者石原明称之为“尊严型的安乐死”。在他看来，两者的主要区别表现在存在领域与方法上：安乐死主要指意识清楚但因绝症病痛难忍的晚期患者，而尊严死是指因失去意识难于感受病痛，但因病痛折磨而惨不忍睹的患者，包括植物人；通常安乐死是通过积极的方式，如通过药物等方式进行，而尊严死是采取消极的方式，即摘除维持生命的仪器的方式。[11]无论是主动型是被动型安乐死，尊严死时患者的意识表示是前提，一般情况下，主动型尊严死时，患者的意识表示是比较清楚的，但在被动型尊严死中，由于患者处于植物人等状态无法表达真实的意识，所谓尊严死的正当性依据是无法确认的。[12]基于这样的原因，美国的一些州鼓励人们生前写好遗嘱，清楚地表明自己因病无法根治或者植物人时，愿意选择尊严死的方式。它的合理性在于，无论国家是否承认安乐死，对于特定个体而言，当他（她）面临选择死亡方式时，具有比较确定的意识表示，能够使医生和家属找到确定性的依据。总之，尊严死与安乐死虽有一定联系，但两者是不同的概念，尊严死不能成为安乐死合法化的唯一依据。[13]
四、安乐死合法化的宪法界限
目前，安乐死面临的难题之一是合法化问题。有些国家一直推动其合法化的进程，但其进展十分缓慢。目前世界范围内安乐死完全合法化的国家只有荷兰与比利时，也有一些国家通过判例等形式寻求法律途径。这里可能存在宪法价值上的界限，如不能解决宪法上的价值问题，安乐死的合法化仍然无法获得正当性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