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市市政工程设施管理条例（修正）
河南省人大常委会
郑州市市政工程设施管理条例（修正）
河南省人大常委会
（1990年12月28日河南省郑州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1991年6月20日河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批准 根据1997年3月13日河南省郑州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19
97年7月25日河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批准的《关于修改〈郑州市市政工程设施管理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市政工程设施管理，使其充分发挥效益，更好地为城市生产、生活服务，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市政工程设施是指下列设施：
（一）城市道路设施，包括城市道路规划红线范围内的车行道、人行道、路肩、路坡、路边沟、街头空地和广场、公共停车场等设施及其附属构筑物；
（二）城市桥涵设施，包括河道桥梁、涵洞、立体交叉桥、过街人行桥、地下人行通道及其附属构筑物；
（三）城市排水设施，包括公用的排水管道、明沟、暗渠、进水井、检查井、排水泵站、污水处理设施及其附属建筑物、构筑物；
（四）城市防洪设施，包括河道、泄洪道、明渠、堤岸、河坝、闸门以及堤防安全保护范围内的附属设施；
（五）城市道路照明设施，包括公共道路、广场、桥涵、河道、公共绿地等处的路灯及其附属设施。
第三条 本市市辖各区范围内市政工程设施的管理，适用本条例。
第四条 市市政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市市政工程设施的管理工作。
市市政工程管理机构负责市政工程设施的管理和养护、维修。
其他有关部门应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做好与市政工程设施管理有关的工作。
第五条 市政工程设施建设应当服从城市总体规划，合理布局，配套建设。
第六条 市政工程设施管理工作应当贯彻统一管理、加强养护、积极改善、逐步提高的方针，保持市政工程设施处于完好状态和正常运转。
第二章 城市道路设施管理
第七条 市市政工程管理机构应当加强城市道路的养护维修，保持路面平整、设施完好，提高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
第八条 新建、扩建、翻修城市道路应当与城市各种设施建设统筹安排，坚持先地下后地上的原则。市市政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协调。
第九条 禁止在铺装路面上焚烧物品、拌和、存放砂浆、石灰、混凝土，擅自移动、掘动道路设施及其他损害道路设施的行为。
第十条 履带式、铁轮式车辆和超过道路限定荷载的机动车需要在铺装路面上行驶的，应当经市市政工程管理机构同意，按公安交通管理部门限定的时间、路线通行。
第十一条 因特殊需要临时占用城市道路，应当经市市政工程管理机构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批准。
严格控制占用城市道路作为商品交易市场和停车场，确需占用城市道路作为商品交易市场和停车场的，应经市市政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予以公告，设置统一标志。未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占用城市道路作为商品交易市场或停车场的，市市政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责令
限期清退，恢复城市道路功能。
临时占用城市道路经批准后，应当按规定向市市政工程管理机构缴纳道路占用费。经批准占用城市道路设置的商品交易市场、停车场，由管理单位缴纳道路占用费。收取的道路占用费按市政维护建设管理，用于城市道路设施的养护维修。
第十二条 下列范围批准临时占用须严格控制：
（一）车行道；
（二）主、次干道的人行道和其他宽度不足三米的人行道；
（三）广场、主次干道交叉口和铁路道口周围各五十米范围内；
（四）公交车站周围十米范围内；
（五）消防栓、测量标志、进水井、检查井、路灯线杆以及闸阀设施周围三米范围内。
第十三条 因建筑施工临时占用道路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在施工现场按规定设置围挡，工程完工后及时拆除清理。
第十四条 掘动城市道路实行计划管理。
已列入计划的掘动工程，掘动单位应当持城市规划管理部门核发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经市市政工程管理机构同意，报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批准，并按规定向市市政工程管理机构缴纳掘动修复费，方可在限定期限内掘动。
第十五条 地下设施出现突发故障需要掘动道路进行抢修的，掘动单位应当在开挖抢修的同时，报市市政工程管理机构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并在三日内办理道路掘动手续，在限定时间内抢修完毕。
第十六条 新建和翻建后的城市道路，五年内严格控制掘动。因特殊情况确需掘动的，须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并向掘动单位加收一至五倍掘动修复费。
第十七条 每年十一月中旬至第二年三月中旬和法定节日、全市性重大活动的前十五日、后五日内，不准掘动道路。
第十八条 掘动道路施工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能采取顶管过路的采取顶管施工；
（二）动工前报市市政工程管理机构验线，竣工后报市市政工程管理机构验收；
（三）在限定的时间内施工和完工；
（四）施工现场设置安全标志和防护设施；
（五）在指定的地点弃土、堆放材料；
（六）在不能断行的路段设置临时通行设施；
（七）施工中遇到管线冲突时，与有关部门协商一致后再行施工；
（八）分层夯实回填土，不得混入垃圾、泥浆及其他杂物；
（九）施工结束后，及时清运所积存垃圾、余土、废旧料、多余材料等。
第十九条 掘动道路施工结束后，市市政工程管理机构应当及时组织修复路面。
第三章 城市桥涵设施管理
第二十条 市市政工程管理机构应当经常观测、检查城市桥涵的内部结构变化情况，随时记录，积累资料，防止意外事故发生，保证桥涵安全。
第二十一条 市市政工程管理机构应在桥涵设置限载、限高、限速标志。
机动车辆通过桥涵，应当遵守标志牌的规定。超过桥梁限定荷载的，应当经市市政工程管理机构同意，采取安全防范措施后，按公安交通管理部门限定的时间和速度通过。
第二十二条 禁止擅自在城市桥涵设施上挖孔打眼、装管布线、装置有碍桥涵正常使用的设施。借用桥涵架设各种管线及附属设施的，应当经市市政工程管理机构同意，报城市规划管理部门批准。
第二十三条 禁止在城市桥涵设施及保护范围内修建影响桥涵功能与安全的建筑物、构筑物及从事爆破、挖坑取土等有碍桥涵安全的作业。
第四章 城市排水设施管理
第二十四条 市市政工程管理机构应当维护城市排水设施的完好，保持管渠畅通和设施的正常运行。
第二十五条 在城市排水设施及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确定的保护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破坏、堵塞或者擅自移动、占压排水设施；
（二）排放腐蚀性物质、剧毒物质、易燃、易爆性物质和有害气体；
（三）倾倒垃圾、粪便、废渣、施工废料和排放灰浆及其他杂物；
（四）种植农作物或者挖坑取土；
（五）修建影响排水设施功能发挥和安全的建筑物、构筑物。
第二十六条 建设工程施工时，应当采取措施，保护城市排水设施不受损坏。
拟建地下管线可能影响已建成的排水设施的，按照后建让先建、压力管让无压管的原则，由建设单位与市市政工程管理机构会商，达成一致意见后，报城市规划管理部门批准。
禁止其他地下管线穿通排水管道、检查井和雨水井。
第二十七条 建设工程施工确需迁建、改建城市排水设施的，迁建或改建方案应报经市市政工程管理机构批准。迁建或改建工程完工，经市市政工程管理机构验收合格后，方可拆除原有城市排水设施。
迁建、改建城市排水设施所需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
第二十八条 排放生产、生活污水和雨水的户管需要连接城市排水设施的，应报市市政工程管理机构批准。
第二十九条 排水用户应当按照市政排水设施技术要求修建户管。未经市市政工程管理机构批准，不得加压排放，不得将污水管道与雨水管道相接。
第三十条 管道排水用户排放污水的水质应当符合城市排水管道排放水质标准，超过排放标准的，排水用户应当征得市市政工程管理机构同意，并定期向市市政工程管理机构报送水质化验资料。
第三十一条 市市政工程管理机构应当定期检测排水用户排放的污水水质，建立污水水质档案。
第三十二条 因突发事件排放、泄露有毒有害污水的排水用户，应当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制止或者减少危害，并报有关部门调查处理，同时报市市政工程管理机构。
第三十三条 城市排水设施发生故障或者遇到险情需要断水抢修时，市市政工程管理机构应当通知用户。排水用户应当采取措施，配合抢修。
第三十四条 向城市排水设施内排放污水的用户，应当按规定向市市政工程管理机构缴纳排水设施使用费。排水设施使用费用于排水设施的养护维修。
第五章 城市防洪设施管理
第三十五条 市市政工程管理机构应当做好城市防洪河道的清障、清淤和防洪设施的检查、维修工作，保证河道流水畅通和防洪设施完好。
第三十六条 禁止向河道内倾倒垃圾、废渣，禁止擅自在河道内设栏筑坝，禁止漂洗有毒有害物品和冲洗砂石物料。向河道内排放污水应遵守水污染防治法的有关规定。
第三十七条 在河道堤防安全保护区内，禁止挖坑取土、开荒种地、擅自堆放物料、违法施工和建筑等有碍河堤安全和功能的行为。
第三十八条 因特殊情况需要占用、挖掘河道、堤岸的，应当报经市市政工程管理机构批准，并按有关规定办理手续。
第三十九条 河道及其保护区内的防洪设施、公用设施及其他构筑物，不得擅自拆卸、移动和损坏。
第四十条 在河道堤岸上存放的抢险防讯物资，禁止擅自动用、转让和损坏。
第四十一条 全市所有单位和个人均有参加防洪抢险的义务。
沿河单位和居民应当协助有关部门维护好城市防洪设施。
第六章 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管理
第四十二条 市市政工程管理机构应当加强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的养护维修，及时组织排除故障，确保城市道路照明设施正常发挥功能。
供电部门应当保证城市道路照明设施正常供电。
第四十三条 禁止损坏、擅自拆卸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禁止在路灯杆周围三米以内挖坑取土、堆放物料、违法建筑及从事其他有碍道路照明设施安全的行为。
第四十四条 禁止擅自接用路灯电源线路和占用路灯线杆。确需接用路灯电源线路或者占用路灯线杆的，应当报供电部门和市市政工程管理机构批准。
第四十五条 拟建悬空线路与已建的路灯专用线路交叉跨越时，应当按有关规定保持安全距离。确需升降路灯专用线路、动迁路灯线杆及其他设施的，应当报规划管理部门、市市政工程管理机构和供电部门批准。
第四十六条 单位自筹资金架设公用路灯线路，应报供电部门和市市政工程管理机构批准。建成后，由城市路灯专用电源供电，市市政工程管理机构负责管理。
第四十七条 因自然灾害或其他事故造成路灯设施损坏的，市市政工程管理机构应当及时组织抢修，恢复照明，有关单位或个人应当予以协助。需要分清责任的，在故障排除后由市市工程管理机构会同有关部门调查处理。
第七章 管理与监督
第四十八条 市市政工程管理机构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宣传、贯彻市政工程设施管理的法律、法规、规章；
（二）组织养护维修市政工程设施并使其发挥正常功能；
（三）及时组织排除市政工程设施故障；
（四）保护单位和公民使用市政工程设施的合法权益；
（五）提供有关市政工程设施方面的咨询服务。
第四十九条 市市政工程管理机构行使下列职权：
（一）依照本条例规定管理市政工程设施；
（二）检查市政工程设施的使用情况；
（三）依照本条例规定查处违法行为；
（四）参与制定市政工程设施建设的专业规划和新建、扩建、改建计划；
（五）对使用市政工程设施发生的争议进行协调、处理；
（六）在建工程严重影响市政工程设施发挥正常功能的，责成建设单位采取补救措施；
（七）参与市政工程设施设计图纸的审查；
（八）参与市政工程设施和涉及市政工程设施的工程的监督检查和竣工验收；
（九）参与处理涉及市政工程设施的突发性事故。
第五十条 市政工程管理人员执行检查公务时，应当向被检查者出示检查证件，被检查者应当主动配合，如实提供情况。
第五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违反本条例的行为有检举、揭发的权利。对检举、揭发有功者，市市政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给予表彰、奖励。
对检举、揭发的违法行为，市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或有关部门应当及时依法查处。
第五十二条 市政工程管理人员应当秉公执法，不得徇私舞弊、收受贿赂，不得玩忽职守、滥用职权。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三条 对违反本条例的行为，市市政行政主管部门视其情节轻重可以单处或者并处下列处罚：
（一）警告；
（二）罚款；
（三）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
（四）暂扣或者吊销市市政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许可证。
违反本条例的行为，法律、行政法规有规定的，由有关部门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四条 本条例第五十三条规定的罚款，按照下列规定执行：
（一）违反本条例第九条规定的，每平方米处以三十元以上一百元以下罚款，总额不得超过二万元；
（二）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四）、（八）项规定的，处以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三）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规定，妨碍桥涵正常使用的，处以三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危害桥涵安全的，处以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四）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一）、（二）、（五）项、第二十六条第三款、第二十九条、第三十八条规定的，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五）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四）项、第二十八条、第三十六条规定的，处以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六）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规定，影响城市防洪设施功能的，处以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七）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规定的，处以三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造成市政工程设施损坏的或者影响市政工程设施养护维修施工作业的，除给予行政处罚或其他处罚外，还应当负责修复或者赔偿。
未经市市政工程管理机构同意和公安部门批准，擅自占用或掘动道路的，按二倍至三倍征收道路占用费或者掘动修复费。
第五十六条 在市政工程设施管理范围内的违法建筑物、构筑物在限期内不自行拆除的，市市政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强行拆除；擅自堆放物资影响市政工程设施运行和养护，在限期内不清运的，市市政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强行运出；对正在实施损坏市政工程设施的行为，拒不执行市市政行
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的决定时，市市政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暂扣、查封继续从事违法行为的工具、机具。
强行拆除、强行运出所需费用由责任人承担。
第五十七条 因市市政工程管理机构的责任，造成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人身或者财产损失的，市市政工程管理机构应负责赔偿；对直接责任人或者负责人可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八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市政行政主管部门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可以依法申请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对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拒不执行处理决定的，由作出处理决定的市市政行政主管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九章 附 则
第五十九条 本市各建制镇、工矿区、风景名胜区范围内的市政工程设施管理工作，可参照本条例执行。
第六十条 本条例实施细则由市人民政府制定。
第六十一条 本条例执行中的具体应用问题，由市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六十二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附：郑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郑州市市政工程设施管理条例》的决定
（1997年3月13日河南省郑州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1997年7月25日河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批准 1997年9月1日起施行）
决定
郑州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决定对《郑州市市政工程设施管理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第四条第一款修改为：“市市政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市市政工程设施的管理工作。”
第二款修改为：“市市政工程管理机构负责市政工程设施的管理和养护、维修。”
删去第三款。
二、第十一条第一款修改为：“因特殊情况需要临时占用城市道路，应当经市市政工程管理机构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批准。”
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严格控制占用城市道路作为商品交易市场和停车场，确需占用城市道路作为商品交易市场和停车场的，应经市市政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予以公告，设置统一标志。未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占用城市道路作为商品交易市场或停车场的，市市
政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责令限期清退，恢复城市道路功能。”
三、第五十三条第一款修改为：“对违反本条例的行为，市市政行政主管部门视其情节轻重可以单处或者并处下列处罚：（一）警告；（二）罚款；（三）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四）暂扣或吊销市市政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许可证。”
四、第五十四条第一款修改为：“本条例第五十三条规定的罚款，按照下列标准执行：
“（一）违反本条例第九条规定的，每平方米处以三十元以上一百元以下罚款，总额不超过二万元；
（二）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四）、（八）项规定的，处以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三）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规定，妨碍桥涵正常使用的，处以三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危害桥涵安全的，处以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四）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一）、（二）、（五）项、第二十六条第三款、第二十九条、第三十八条规定的，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五）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四）项、第二十八条、第三十六条规定的，处以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六）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规定，影响城市防洪功能的，处以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七）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规定的，处以三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五、第五十六条修改为：“在市政工程设施管理范围内的违法建筑物、构筑物在限期内不自行拆除的，市市政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强行拆除；擅自堆放物资影响市政工程设施运行和养护，在限期内不清运的，市市政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强行运出；对正在实施损坏市政工程设施的行为，拒不
执行市市政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的决定时，市市政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暂扣、查封继续从事违法行为的工具、机具。
“强行拆除、强行运出所需费用由责任人承担。”
六、第五十八条修改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市市政行政主管部门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可以依法申请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对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拒不执行处理决定的，由作出处理决定的市市政行政主管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此外、根据本决定对部分条文的顺序和文字作了相应的调整和修改。
本《决定》自1997年9月1日起施行。
《郑州市市政工程设施管理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正，重新公布。
1997年7月25日
试析中国罢工权立法焦点
周生军
论文摘要:本文聚焦罢工权立法要点----保护性规范和限制性规范，阐述通过罢工权立法实现劳动合同关系中的权力制衡的核心内容。
关键词:罢工权 保护性规范 限制性规范 权力制衡与社会效益
内容：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深化，劳资双方的利益冲突越来越频繁，而劳方对于改善劳动条件、中止人格污辱行为的诉求直接表明在劳动合同关系中存在着严重不平等现象。这种现象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而赋予劳方以罢工权，以达到企业内部劳资双方权力的制衡这一观点已经得到学界普遍认可。本文着重对罢工权在立法方向上的几个焦点问题进行归纳分析。
一、对罢工权的理论认知
一段时期以来，由于人们对罢工的认识不清，没有区分不同性质的罢工，混淆劳动法范围的经济性罢工与出于特定政治目的的政治性罢工，致使罢工这一概念一经诞生就被打上了深深的政治烙印，罢工权也相应地被规避、被排斥。
广义的罢工包括政治性罢工和经济性罢工。政治罢工通常指以实现特定政治主张为目的，针对国家机构的有计划中止工作的行为；相应地，经济罢工，又称狭义上的罢工或劳动法上的罢工，通常是指多数受雇人员为了维持和改善他们的劳动条件，或者其他经济利益诉求而共同中止劳动的行为。政治性罢工不利国家稳定，任何国家都是禁止的，我国学界承认的罢工权指的也是经济性罢工权，不包括政治性罢工权。
本文涉及到的罢工权是指劳动者为签订集体合同或维护其集体合同规定的权益，针对雇主的特定主张或行为有组织地共同停止劳动的权利，是集体谈判权的逻辑延伸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是现代经济形势下的一种契约自由的体现。
中国建国后对罢工权的态度经历了一个肯定到否定的过程，目前仍然停留在学界讨论的层面。建国后的四部宪法中，1954年《宪法》没有罢工权规定，1975年、1978年两部《宪法》把罢工列入公民权力范围内，1982年宪法则取消了“罢工自由”的规定。西方国家对罢工权的态度则经历了由禁止、限制、允许存在到最终立法加以保护的过程。中国这种与国际社会几乎相反的态度有其形成的历史根源。首先，在单一的计划经济下，企业归国家所有，经济罢工易于政治罢工相混淆，被一概否定；其次，文化大革命不加限制的罢工、罢课对我国社会经济造成了极大破坏；再次，两部罢工权宪法立法过于笼统，对罢工主体和合法罢工没有进行界定，也没有相应的法律文件进行限制。立法上的欠缺，也导致了经济罢工的破坏性远远大于其平衡作用。局限于当时的历史背景，1982年宪法取消罢工权是一次拨乱反正，有利于计划经济下的社会发展，只是不再适用于市场经济而已。
罢工权立法将有利于中国市场经济构建。首先，确定法定范围内的经济罢工的合法性，利益化劳资双方权力的制衡，便于在平等条件下自由协商达成集体合同；其次，有利于引导罢工，避免不合法罢工，从而尽快地解决企业内部劳资矛盾，有利于经济平稳发展；另外，可以把政府从经济发展中的细节中解放出来，致力于总体规划和发展大方向的把握。罢工权立法不是支持罢工，其最终目的是把企业管理中产生的矛盾消灭在萌芽状态，从而消除罢工对国家稳定和企业发展的不利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罢工潮在各地不断涌现，引起司法界和学界的高度关注。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规定：“企业、事业单位发生停工、怠工事件，工会应当代表职工同企业、事业单位或者有关方面协商，反映职工的意见和要求并提出解决意见……”其中有关处理停工、怠工规定，明确无误是指集体停工、怠工，而所谓的集体停工和怠工应该是可以理解为罢工。但是，法律对这类罢工没有明确定性，工会如同一个有义务但是没有权力的第三方。
学界对罢工权立法有修宪说和缓行说两种主张。修宪说观点认为通过修改《宪法》、修改完善《劳动法》、制定《罢工法》等方式，一步到位地实现公民的罢工权，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制度构建模式。缓行说观点，对罢工权执有审慎态度，认为我国目前以法律形式直接规定罢工权的时机尚不成熟，片面追求社会秩序并把它作为最终价值目标，认为不可以贸然将罢工权提升到法定权利的高度，进而主张罢工权应该缓行。在中国，劳动合同关系已经占据社会经济关系的主导地位，“政府工会”的地位及工会经费都是由法律直接赋予的，它的社会地位远高于西方国家工会的地位。鉴于宪法是根本大法这一法理，不应舍本求末，笔者支持修宪说，即通过修宪赋予劳动者制衡权力，维护公允的劳动合同关系，最终实现社会稳定发展这一价值体系需求。
由此可见，中国对罢工权的认识正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步深入，它越来越被更多的人所接受，亟待通过立法加以明确。
二、罢工权的保护性规范
罢工权是中止资方侵犯劳工保护合法权益的最终自主权力，其立法宗旨应当保护企业中的弱势群体---劳动者，罢工权立法只有旗帜鲜明地确立、保护这一宗旨，才会收到威慑、约束资方行为的效果，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劳资矛盾的激化。因此，罢工权的保护性规范应当做为罢工权立法的主要内容拟定条款。
罢工权的保护性规范，是指法律为实现罢工权这一劳动者基本权利而提供的保护性措施。它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工会独立享有罢工组织权，具有排他性，应当受到法律保护。
一方面，基于工会的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工会做出的罢工决定必须符合所属会员意愿，并且经过会员大会绝对多数表决通过。
另一方面，劳动者个体的权利诉求只有上升到集体诉求，由工会组织实施方可受法律保护。罢工权与工会组织权（即结社权或者团结权）、集体协商权（即集体谈判权或团体交涉权）和民主管理权（即劳动者参与权或共同决定权）共同属于劳动基本权。劳动基本权是劳动者为自己利益的同时兼为其他劳动者利益而行使的权利，是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以外的权利，为劳动者共益权，它有别于个体劳动者的劳动权。在企业正常执行集体合同的情况下，由少数劳动者擅自发动的自发性罢工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危害远远大于个体劳动者的权力拆求，同时也阻碍到其他多数劳动者的劳动权的正常行使，国外称之为“野猫罢工”，属于非法罢工。
再者，工会应是唯一的法律保护的罢工权行使主体。有学者称，职工代表大会应与工会同等享有罢工组织权。他们主要是依据国有企业现行机构下的职工代表大会职能而提出这一观点的。我们应该看到职工代表大会作为计划经济的产物，随着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的深化，其参与制定企业重大决策等职能正逐步被股东大会所代替，而这种权力的划分易产生推诿，不利于矛盾冲突的解决。
2、准许罢工采取适当措施保护罢工的有序性。罢工必竟会对资方的生产经营带来不利影响，资方出于固守既得利益的目的考虑，一般会本能地对罢工进行阻挠，这就对解决产生罢工的矛盾带来不利影响因素，甚至会使双方矛盾加剧，最终激化到非通过诉讼无法解决的困境，这就无法实现最终协商缔结集体合同的目的。因此，准许采取适当措施保护罢工的有序进行有利于加快矛盾解决的进度。例如设置纠察线，成立纠察队；在资方严重侵害劳动权益时，可以采取占领劳动场所等自力救济手段，只要没有发生打砸抢等恶性事件，符合妥当性标准，一般应为“正当非暴力”。
3、行使罢工权的法律责任豁免。合法罢工享有特定的法律保障，这主要表现在合法罢工的民事免责和刑事免责方面。所谓刑事免责，是指罢工权作为公民权或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只要是合法行使这一权利便不承担任何刑事上之责任。民事免责，即使罢工直接或间接违反有关劳动合同或给资方以及第三方利益造成损害，若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则免除由此产生的违约和侵权责任。确立罢工权行使的法律责任豁免，主要是解决法律间的冲突问题，对于非出于解决矛盾为目的而故意实施的破坏行为则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保护参加罢工的劳动者个人权益。一旦劳动者因罢工而导致失业或者失去基本的生活保障，罢工权立法将形同虚设。罢工期间，因为劳动合同中止，罢工者无法获得劳动报酬，为保障其基本生活需要，工会应发放必要的救济金，而工会也有义务筹集和管理有关基金。资方不得以参加罢工为由解雇或歧视劳动者。罢工结束，劳动合同复效，资方不得以此为由拒绝恢复罢工者原有职务或解除劳动合同。
5、严格限制资方阻碍罢工的行为。为防止罢工权滥用，国际上通用的作法是赋予劳动者罢工权的同时，给予资方闭厂权，以降低资方损失，但是我们同时要谨防资方滥用该项权力，否则罢工权将形同虚设。只有在罢工造成企业的严重混乱，使公私财产及公共安全处于紧急危险状态时，资方才有权关闭工作场所，可有效防止劳动者罢工权的弱化。资方为维持必要的生产经营，在罢工期间可以招聘临时工，但是应当明确禁止永久替代原有岗位工人或者提供高于罢工者的劳动条件。资方以其他方式干涉、约束劳动者行使团结权、集体交涉权或集体行动权的行使构成不当行为，应当禁止。
三、罢工权的立法限制
罢工权立法修宪说和缓行说两种观点分别主张权力制衡和社会价值。笔者认为实现社会经济价值是权力制衡的目的，权力制衡是实现社会经济价值的手段，两者相互依赖，不可分割。因此在支持修宪说的同时，对罢工权的行使进行规范是必要的，笔者赞成学界提出的对罢工目的、罢工主体、罢工程序和特殊时期及冷静条款等条件进行限制。
罢工权的限制性规范，是指为保证罢工行动的有序性，平衡各种利益，而对罢工权划定的合法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1、罢工目的限制。
一是必须对政治罢工进行限制。政治罢工缺乏宪法依据,不利于政局稳定，政治罢工当属非法罢工。二是经济罢工必须是以在法律范围内达成集体谈判意向，缔结集体合同或者维护集体合同所约定的条款为目的。三是中国的主体经济体为国有企业，其财产是国家财产，笔者认为企业雇工在企业管理人员恶意低价评估、出售企业财产出售时进行罢工应为合法罢工。四是同情罢工易使矛盾激化，即为声援其他劳工之罢工行为而进行的罢工，并可能引发大规模的罢工潮，从而影响整个社会经济的平衡发展，超出了其制衡企业内部劳资权力的范畴，也应视为非法罢工。
2、罢工主体限制。
首先，应对罢工组织主体进行限制。法律只应保护工会的罢工组织权，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不享有这项权力。要保证经济罢工有序进行，顺利达到协商签订集体合同的目的，确立其组织主体是首要的，其参与主体必须在此基础上加以限制。若是只对参加罢工人员适合范围进行了限制，如果任由这些合格个体举行罢工，就会形成“野猫罢工”的非法罢工状态，因此在此基础上，还必须对罢工组织主体进行保护的同时进行限制。正如前面在罢工权立法保护规范中所论述的，职工代表大会是计划经济下的产物，其做出的决定往往对企业有强制约束力，与最终要求实现自由协商达成契约---集体合同或正常履行的目的相冲突，不应列入罢工主体；劳动者的个人权益不同于劳动者基本权益，它与资方利益之间的矛盾冲突，劳动争议机构和法院一般能够很好的解决，也不应列入单独行使罢工权力。无论何种行业，其罢工组织者都应当是工会，而不是其他组织或机构。中国工会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会组织，它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它的社会地位和经费来源都有法律上的保障。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中国工会出现会员流失现象；在非国有企业里，组建工会组织非常艰难。这些困难并不能说明工会缺乏独立性，相反地，它反映着赋予工会以罢工权主体资格的迫切性。
其次，可根据是否存在劳动关系进行限制，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适用范围外的人员不得参与罢工。经济性罢工既然是以签订和维护劳动集体合同为目的，不存在劳动关系自然无法理基础，应当加以限制。根据1995年《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劳动法特别是劳动合同法第二条规定“其他通过劳动合同与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其适用范围排除了公务员和比照实行公务员制度的事业组织和社会团体的工作人员，以及农村劳动者（乡镇企业职工和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除外）、现役军人和家庭保姆等，自然不是合格的罢工权主体，应当加以限制。
另外，依据社会价值标准评价体系，罢工群体所从业行业对公共事业影响较大的应当加以限制。比如，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等为实现公共福祉而设立的工作岗位；交通运输、邮电通讯、水电煤气供应、医疗卫生和教育等为保障人类生存发展基础的行业从业人员，一般也加以限制。
3、罢工程序限制。罢工权立法主要应对罢工前置程序进行限制，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对罢工决定进行限制。工会在做出罢工决定前，必须召开会员大会，经过绝大多数会员同意。二是罢工权实施之前，应当经过劳动争议调解机构调解，调解无效方可进入罢工程序。三是应当履行提前通知义务。工会在实施罢工前应通知资方和相关部门，突袭性罢工应属非法罢工。以上三项程序应当作为认定合法罢工的形式要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第七条规定，“举行集会、游行、示威，必须依照本法规定向主管机关提出申请并获得许可”，现行法律对“集会、游行、示威”实行了审批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具体部门的处理矛盾的紧迫性，致使相应部门在实践操作中往往采用的是治标不治本的粗暴的严禁措施。而经济性罢工虽然限于对经济目的的实现，但处理不当也会扩大社会经济损失和社会不稳定因素。罢工权的主要目的是制衡资主的权力，若实行批准制度，将可能滋生官僚主义，出现严重官商勾结损害雇工利益的事情，造成事态进一步恶化。鉴于些，笔者主张前置程序实行通知义务。
劳动争议调解和仲裁程序在我国经济发展中一直起到重要作用，相应的机制比较健全，调解工作的作用不容忽视，从“均衡原则”出发，减少不必要的罢工事件发生，调解或仲裁应列入前置程序。
4、特殊时期和冷静条款限制。在受灾区域在抢险救灾或受灾威胁急迫的区域防险期间、戒严期间和地点、宣布进入动员状态、战争状态及其他与国防紧急状态相关的特殊时期或特殊地点罢工被禁止，我国立法上已有所体现，例如1996年《戒严法》第13条规定，戒严期间，戒严实施机关可以决定在戒严地区“禁止罢工、罢市、罢课”。此外，行政机关在有证据证明罢工严重影响经济发展、大众生活、国家安全时可申请法院发布一定期间不得罢工的禁令，而有关机构在冷静期应积极介入劳资谈判，斡旋调解。
5、罢工限度限制与和平条款限制。罢工不是目的，劳动者行使罢工权的合法目的只是期望借此制衡资方对企业的绝对自主控制权，以达到最终双方处于一种比较公平的地位进行协商，而达到自由契约的目的，因此应当限制罢工限度。对于恶意破坏或侵占资方财产以及对资方人身进行攻击的不当行为应当禁止，因此而带来的后果，不应免责。对于双方已经缔结尚末期满的集体合同，只要没有严重损害劳动员的合法权益，劳动者应当保持克制，对于违反各平条款的行为应当加之限制。
四、结论
罢工的最终目的是非强制性的自由协商契约，它要求劳资双方就其各自利益不断进行妥协，最终达到平衡。法律环境一旦成熟，将会大大降低社会公共财富的损耗，形成良好的契约机制，有利于中国市场经济中劳动合同关系的推行。在实现这一目的的过程中，经济性罢工权对资方的威慑作用与法律强制处罚相辅相成，互相补充，有效实施将起到较和平处理企业劳资双方矛盾的作用。
罢工权立法可以有效地抵制官僚腐败现象。中国市场经济尚不成熟，因劳动合同引发的争议不断，中国劳动争议处理机制绝大多数情况下能够很好地解决纠纷。但是，市场经济的推进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资本官僚的侵蚀，而争议处理部门的不作为又将直接引发矛盾的激化，甚至使劳方对政府产生怨言，劳动合同矛盾转移成劳方与政府间的矛盾，不利于而国家稳定。而劳动者拥有最终的罢工权，就会对其产生威慑，可以有效地提升政府部门的办事效率。
对罢工权进行符合中国国情的保护和限制规范，是保障罢工权立法成功的关键。保护规范是为了避免干扰，便于早日达成一致意见，而限制规范是出于均衡和适合原则，在保护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的同时维护正常的经济发展秩序，其中工会在罢工期间的组织地位不容动摇。
周生军(中原油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