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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和“付出”
?--------关于一起袭警抢劫案的冷思考

康岸桥


持刀挟持并伤害出租车司机、劫持出租车、抢劫现金及高值易套现财物，甚至公然拒捕袭警……这是2003年5、6月间在兰州市城区频频作案的犯罪嫌疑人梅军、齐涛的罪恶“表演”，他们的演技虽然不算高超，但却给金城出租车业带来了恐慌和不安全感。作为出租车司机被抢劫案件的主侦部门，兰州市公安局交通治安分局的领导对这些案件非常重视，责成刑侦大队限期破案，分局督办，刑侦大队当即抽调精干力量，组成专案组，迅速展开了工作。经过齐心协作、不懈努力，几番波折，专案组终于在7月22日、25日分别将齐涛、梅军抓获，进而破获此类案件数十起，不仅狠狠地震慑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也给出租客运行业创造了良好的治安氛围。
歹徒虽然已被绳之于法，但是通过综合分析本案的侦破过程，我们不难看到，相对于破案的收益来说，我们的侦破成本结构的不合理和反常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不妨导入这样一个公式：实际侦破成本＝必然成本+额外成本+偶然成本，必然成本包括侦查部门为侦破案件必须耗费的最低限度的人力、物力和社会资源的总和，是破案的必要条件，可简称为“支出”；偶然成本是在案件侦破过程中由于意外、不可抗力、工作失误、自身素质及其它偶然因素的出现和发生而造成的损失；额外成本则是指由于偶然成本的出现，为弥补损失而耗费的人力、物力和社会资源的总和。偶然成本和额外成本的总和可简称为“付出”。一个理想的侦破成本结构中，“支出”趋近于最低必要限度，“付出”则应趋近于0。而在一个较为合理的实际侦破成本结构中，“支出”＞“付出”，二者都应在必要和合理的限度之内。在本案中我们不难看出，“付出”远远大于“支出”，造成不合理的破案成本支出，也正是本案一波三折的内在原因和主要原因。不妨让我们深入本案的侦破过程中去，看看这种反常的、不合理的侦破成本结构是如何具体形成的。
专案组在研究分析了这一系列抢劫案的特性和共性之后，果断串并案，并制定实施了侦查方案，一、在易发案地及租车地、抛车地进行走访、摸排；二、带领受害司机在这些地段进行寻找；三、对被抢劫的赃物进行监控，尤其是手机。但是，这些工作尽管做得很扎实，量也很大，面也很广，案件的侦破却并无进展，相反，在这期间，仍有案件在不间断地发生。6月20日晚又连续发生了两起案件后，专案组根据案犯作案的时间规律，经过反复勘查地形，制定了守候抓捕方案：确定四个守候点，一个流动巡逻点，每点四名干警，时间定在了6月26日晚。当晚，在局领导和大队各位领导的统筹布署下，大规模的守候行动开始了，刑侦大队全体干警全部都参加了这场战斗。自晚22时30分开始，守候至27日凌晨0时30分许，这二名劫匪果然又租了一辆车来到“三五一二”厂西大院巷道内抢劫，正在这二人已将司机控制住准备将车劫走时，在此巷道内的守候小组尤如神兵天降，将这二名劫匪堵在了车内。如果此时就顺利把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那么此案的“支出”和“付出”都是在可接受的合理范围内，实际侦破成本结构还是趋于合理的。
也许是胜利来的太突然，让守候民警放松了警惕，违反了查缉战术的操作规程，将二犯罪嫌疑人堵在车内，坐在司机座上的犯罪嫌疑人梅军用花言巧语麻痹了民警，突然开门夺路而逃，而在助手座的另一犯罪嫌疑人齐涛利用民警分神的一瞬间，也冲开了车门准备逃跑，但守候在另一侧车门的民警反应机敏，将他一把揪住，齐涛手持利刃捅向民警，民警反应机敏向后一躲，刀捅在了下巴上，齐涛趁机一脚踹倒民警后也逃之夭夭。突然的变故加上专案指挥员对守候安排考虑不尽周密，点与点之间失去联系，互相不知道对方的确切位置，造成梅军、齐涛二人袭警逃跑后各守候点一片混乱。由此可知，偶然成本的产生正是因为我们自身的失误，包括①、指挥者对现场紧急状态出现的准备不足、仓促应战和顾此失彼；②、守候民警错误的判断和明显失误的缉捕战术实施；③、接应守候民警接受指令不明造成配合失误。而这三点失误的深层次原因还得从自身素质的养成和发挥上好好挖掘。
这次抓捕虽然没有成功，但却让狐狸露出了尾巴。齐涛在逃跑时慌不择路，将手机掉在了现场，这便使专案组由此查清了2名犯罪嫌疑人的身份—－手机的主人叫梅军，27岁，无业；其同伙叫齐涛，23岁，无业。梅军、齐涛二人也被突如其来的抓捕吓了一跳，当发现梅军的手机丢失后，二人感到大事不好，立即决定各自逃命，互不联系。专案组将两人的所有社会关系，公秘结合，或直接见面，或隐蔽监控。根据对二人的家庭及社会背景的了解，专案组分析齐涛已经外逃，而梅军既没钱，外地也无任何社会关系，他无力外逃，便把抓捕重点放在梅军身上，对齐涛专案组实行秘密监控而不惊动，给他以风平浪静的假象，诱其露面。果然，就在紧锣密鼓地对梅军追捕时，外逃20余日的齐涛开始探听风声，专案组对齐涛的关系人作了深刻细致的工作，向其申明利害，其表示愿配合我工作。在得到关系人一切正常，安然无恙的信息后，齐涛于7月21日返回了兰州，藏在了海石湾其姐齐波处，并与关系人取得了联系。专案组立即赶赴海石湾，在经过一昼夜艰苦的搜寻后，于7月22日中午在齐波家附近将惊魂未定的齐涛收入囊中。而此时的梅军，已被专案组追得如丧家之犬一般，凡是他所认识的人，凡是他去过的或可能要去的地方，专案组都一一找到，他不敢回家，不敢找朋友借钱，不敢在大街上行走，已到了崩溃的边缘。专案组通过对梅军性格及爱好的分析，利用其喜好上网与异性聊天的嗜好，不定期在网络聊天室搜索。7月25日下午，当专案组干警以“小美女”的女孩网名出现在聊天室时，梅军也以其曾用过的网名“小可”进入，并与“小美女”聊了起来，“小美女”一面继续“温柔”地与其在网上周旋，一面立即安排人查寻其所在。就在“小可”与“小美女”聊得正酣时，抓捕干警在渭源路一网吧内将“小可”—－梅军抓个正着！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复述两犯罪嫌疑人落网的过程，就是想阐明先前提出的观点：偶然成本引发额外成本。而此案侦破的额外成本中不仅包括常规侦查手段（如调查、访问、排摸、守候等）的使用，还包括刑事特情等秘密侦查手段的使用，以及还使用了大量的技侦手段，如外线（931）、话侦（933）甚至还包括高科技手段—网络IP地址监控，至于对人力、物力和其它社会资源的耗费，更是无法具体量化。好在此案中的“付出”并没有白费，否则如果造成侦查收益值为0（比如犯罪嫌疑人未缉捕归案），那么就真是有愧于人民公安的称号，难以自诩执法为民了。
那么如何做好侦破成本控制，提高破案收益呢？从根本上讲，必须优化成本结构，也就是说，一定要使必然成本降至最低需要，使偶然成本趋近于0，尽量避免额外成本的出现和剧增。而侦破成本结构的优化，在实际操作上一定要做到以下几点：
1领导的支持和优势警力的倾斜。比如本案的破获从根本上讲就是市局和分局两级党委的领导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的结果，市局领导多次过问，分局局长金宽忠、政委郭佼定每日都关注案情进展，并亲自参加专案会议，制定侦查策略。主管刑侦的副局长石兰生发出了“此案不破，绝不罢休”的誓言，和专案组的同志们同甘共苦，并肩作战，连续奋战两月有余。专案组同志们又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奉献精神建立了二十四小时快速反应机制，随时有情况，随时出动。正是这种精诚所致，金石为开的高尚的敬业精神，使专案组克服了重重困难，将案件侦破。连梅军都发出感慨：“我想着你们抓几天抓不住我也就罢了，可没有想到你们如此执着，我被你们追得已是走投无路了”！
2打破区域、警种限制，集中优势兵力脚踏实地开展基础工作。以本案为例，由于梅军和齐涛的社会关系众多，人员复杂，专案组人力有限，所以大队领导高瞻远瞩，宏观调控，将刑侦大队专案组以外的其他力量投入到大面积的排摸，守候等工作中。实践证明没有这些烦琐的基础工作，破案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3民警个体综合素质的完善和提高，比如良好的战术素养和专业素质、较为完善的知识智力结构、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个人道德修养等等。
4适时、正确、依法使用各种公开和秘密的侦查手段和措施，做好与各部门的协调配合工作。



上海市人民政府


上海市住房分配管理暂行办法
上海市人民政府


（1991年4月29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布 2001年1月9日发布的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95号将本文废止）


第一条 为了搞好住房分配工作，纠正住房分配中的不正之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和《上海市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职工住房困难由职工所在单位负责解决。无单位归属的居民由户口所在地区政府负责解决。
第三条 住房分配实行先售后租的原则。
第四条 住房分配首先面向居住特别困难户（以下简称居住特困户）。居住特困户的条件，根据《上海市解决居住困难户住房暂行办法》和有关规定确定，并优先解决。
第五条 居住困难户和其它需要解决住房问题对象的条件，由各单位根据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确定。
第六条 离休干部的住房分配，按沪委组（82）第866号文办理。退休职工的住房分配，按《上海市老年人保护条例》“对退休前住房有困难，退休后仍未得到改善的老年人，其原工作单位在分配住房时，应当与在职职工同等对待。”的规定办理。
第七条 单位自筹资金建造、购买的住房，有关单位、领导部门和个人不得私自截留、提取，不得以任何借口索取房源。
第八条 严禁行政、事业、企业（不含三资企业）单位动用各种外汇（包括调剂外汇）购买商品房。外汇管理部门、经营外汇业务的专业银行、各种售房单位，以及房地产管理和交易机构，要严格把关，不得为其办理手续。
第九条 严禁任何人私自动用公款为领导干部购买住房。
第十条 住房分配必须发扬民主、公开进行，接受群众监督。
第十一条 分房委员会或分房小组是负责住房分配工作的机构。分房委员会或分房小组成员由行政、工会协商提名，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以下简称职代会）通过后产生。分房委员会或分房小组成员包括行政、工会、职工代表等各方面人员，其成员必须作风正派、坚持原则、办
事公道，并为群众信任。
国家机关、群众团体和事业单位，应民主协商产生分房委员会或分房小组，负责单位的住房分配工作。
第十二条 分房委员会或分房小组根据有关规定和本单位实际情况，提出分房办法，企业并需提请职代会审议决定。分房办法经职代会审议决定后，任何人不得擅自改变。
第十三条 根据职代会审议决定的分房办法，由分房委员会或分房小组会同行政住房管理部门负责实施。企业由职代会民主管理小组负责检查、监督。
第十四条 房源和困难户调查核实情况、分房方案、初拟的分配名单都要公布，征求职工意见。正式分配名单经分房委员会或分房小组讨论通过后，予以公布。
第十五条 单位行政负责人对人才引进或在工作中有突出贡献者确需优先分配住房的，可提出意见，经分房委员会或分房小组讨论同意后予以解决。
第十六条 上级主管机关管理的领导干部，分房条件和标准由上级主管机关制订。对提职不满两年者，按提职后的标准分配住房的，要从严掌握。
第十七条 上级主管机关管理的领导干部的住房分配，必须按规定程序办理。即由本人向所在单位分房委员会或分房小组提出申请，由分房委员会或分房小组按有关规定和调查核实情况提出意见，并报上级主管机关审批同意后，才能分配。
第十八条 在住房分配中，各级领导部门和领导干部不得徇私情、打招呼。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要以身作则，不准利用职权多分房、占好房。对住房分配中违反本办法的人员，各级主管领导部门及纪检、监察、审计等部门要及时严肃处理。
第十九条 本规定由上海市住房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批准之日起施行。



1991年4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