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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农业银行市分行（劳动仲裁被申诉人）
被告：王某 原农业银行某县支行员工（劳动仲裁申诉人）

【案情】
2002年5月份，农行市分行在业务检查中，查出王某在业务操作中存在严重违规行为，遂按照总行制定的有关规章和员工处罚管理权限，以市分行文件形式对王某作出了开除决定，受文机关为下辖的县支行。而后，县支行召开职代会，讨论并通过了对王某的开除决定，并将市分行的处分决定送达王某。王某收到处分决定后，将市分行作为被申诉人向劳动仲裁委提出申诉。
在仲裁审理期间，市分行就其与王某之间没有利害关系、不是适格的劳动争议主体作了答辩。其一，依据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有关政策，劳动争议的主体是职工和用工单位，县支行依据上级授权，有权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且事实上与王某签订了劳动合同的是县支行这一用工主体。二是市分行作出的处分决定，通常，“决定”是对重要事项或重大行动作出决策或安排，并要求机关各部门和下级机关或有关单位贯彻执行的指令性公文。适用于重要事项或者重大行动作出安排，奖惩有关单位和人员，变更或者撤销下级机关不适当的决定。从其“决定”格式和受文机关实质看，是上下级的内部意见的传递，并不具备劳动部所规定的开除决定通知书的法律特征。更何况，市分行没有委托县支行将此文件送达王某等人，也没有采用其他方式送达王某，所以对王某不发生法律效力。三是县支行作为用工单位，召开职代会讨论了王某的开除事项，又实施了送达市分行处分决定的行为，在实质上是将市分行的意志已转移为县支行的意思，且在形式上又符合劳动行政部门规定的开除决定程序的法律特征，故而，县支行是实施开除决定的主体。
劳动仲裁委认为，县支行不具备法人资格，所以不具备用工主体，县支行将市行处分决定直接送达王某，是市分行的处分决定导致了单方面解除与王某的劳动合同关系，因市分行的处分决定认定的事实不清、程序不当，所以裁决撤销处分决定。
市分行接到裁决书后向县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确认原被告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仲裁确认的仲裁主体——被申诉人错误。
法院认为：依照法律规定，当事人不服劳动仲裁裁决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应对仲裁裁决的事项进行司法审查，仲裁裁决中市分行作出的其不应该成为被申诉人的答辩意见理由充分，仲裁确定的主体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对经劳动争议仲裁裁决的纠纷准予撤诉或驳回起诉后劳动争议仲裁裁决从何时起生效的解释》（法释〔2000〕18号）第三条“因仲裁裁决确定的主体资格错误或仲裁裁决事项不属于劳动争议，被人民法院驳回起诉的，原仲裁裁决不发生法律效力”规定的精神，驳回原告起诉。”判决：确认劳动仲裁认定被申诉人主体错误，驳回农业银行市分行起诉。


【法理评析】
劳动争议是指劳动关系双方当事人因实现劳动权利和履行劳动义务而发生的纠纷，又称劳动纠纷，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因实现或履行《劳动法》确定的劳动权利义务产生分歧而引起的争议。目前，关于劳动争议的界定有关规定有如下依据：
早在1993年国务院制定的《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在第2条将劳动争议界定为企业与职工之间：“(一)因企业开除、除名、辞退职工和职工辞职、自动离职发生的争议；(二)因执行国家有关工资、保险、福利、培训、劳动保护的规定发生的争议；(三)因履行劳动合同发生的争议；(四)法律、法规规定应当依照本条例处理的其他劳动争议。”
《劳动法》颁布后，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劳部发[1995]309号)对《劳动法》第82条对《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第2条作了补充性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发生劳动争议不论是否订立劳动合同，只要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并符合劳动法的适用范围和《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规定的受案范围，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均应受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则将劳动争议界定为：“(一)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履行劳动合同过程中发生的纠纷；(二)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没有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已形成劳动关系后发生的纠纷；(三)劳动者退休后，与尚未参加社会保险统筹的原用人单位因追索养老金、医疗费、工伤保险待遇和其他社会保险费而发生的纠纷。”
这些规定表明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政策所界定的劳动争议范围不尽相同。但是，均有具有如下特征：（1） 劳动争议主体一方为用人单位，另一方必须是劳动者；（2） 劳动争议主体之间必须存在劳动关系；（3） 劳动争议是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发生的；（4） 劳动争议的内容必须是与劳动权利义务有关。 通过以上分析，市分行不应成为仲裁裁决的被申诉主体。
劳动仲裁是以县支行不具备法人资格，继而推出不具备用工主体的结论，这是缺乏依据的。我国商业银行法对国有商业银行的组织体系有明确规定，商业银行总行具备法人资格，各分支机构不具备法人资格，据此规定，如果以劳动仲裁的逻辑，不具备法人资格的市分行岂不也不能成用工主体？这显然是对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组织体系的一种误解。
实际上，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各分支机构虽不具备法人资格，但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均是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诉讼主体，在商业银行总行的授权范围内享有一定的权利，只要有证据证明上级行授权县支行可以对外签订劳动合同，就应认定县支行具备用工资格。
市分行与王某是否是利害关系人？笔者认为，市分行依据内部规章作出开除决定，是合乎程序的，其文件的受文机关是县支行，因市分行没有将开除处分的意思送及被开除人，对于被开除人当然不发生效力，仅能作为内部意见。由于开除的本质是解除合同、停发工资，解除合同也只能是县支行与其解除合同、停发工资也只能是县支行停发，市分行与王某没有劳动合同关系，没有工资关系，市分行何以解除劳动合同？何以停发工资？由此可见，造成合同被解除、工资被停发的责任在县支行。
开除职工有严格的程序。县支行召开了职代会，又实施了送达市行处分决定的行为，这足以证明是县支行实施处分行为。在实施中，县支行有明显的程序不当问题，这正是其应成为被申诉主体的理由。
开除决定并不必然引发市分行成为被申诉主体。《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第二条规定，开除属于劳动争议的范围，就本案而言，其特殊情况就在于争议发生在员工与国有商业银行之间。国有商业银行授权管理、分级经营模式，恰恰证明了市分行作为管理者的做法是正当的。劳动仲裁中把用工主体的上级单位对劳动者拥有的管理权而形成的与劳动者之间的管理与被管理者之间的上下级关系混淆为上级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关系，混淆了劳动争议主体与民事责任实际承担者的概念。
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的地方税收对策
赵东海
一、 民营企业发展现状和面临挑战
（一）我国民营企业的发展现状
据国家有关数据显示，截至2002年底，我国登记注册的民营企业超过300万户，注册资本金近3万亿元，从业人员超过8000万。从企业规模上看，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民营企业在资产、资本金和营业额规模等方面相对偏低，而人员规模偏高，反映了我国民营企业多为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基本国情。从社会贡献上看，民营企业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已占到我国GDP的相当比重，民营企业解决就业占我国城镇总就业量的50%以上，所完成的税收占全部税收收入的30%以上。而且，我国民营企业已日益成为新兴高科技和服务产业的主力军（在广州高科技园区的高科技企业中，大部分都是民营企业）。
由此可见，我国民营企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可以归纳为：（1）我国民营企业经过改革开放20余年的不断发展壮大，经历了激烈的优胜劣汰竞争，冲破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束缚，成为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保障。（2）我国民营企业以其较低比重的资产创造了较高比重的就业机会，从而成为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协调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3）我国民营企业通过创造社会就业机会，相应地减少了国家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财政支出，同时还为国家创造了较高的税收收入，成为稳定国家财政收支平衡的重要保障。（4）我国民营企业在创造就业岗位和为大企业提供配套服务的同时，成为各级政府集中精力进行国企改制、改组的重要保障。
（二）我国民营企业面临挑战
在我国加入WTO的大背景下， 我国民营企业的经营基础仍较薄弱，面临着来自外企竞争、企业自身内部缺陷和市场环境不完善等方面的严峻挑战。其中我国民营企业产权制度不尽合理、产品结构严重雷同、低水平重复建设、技术含量低、产品档次低、缺少科学的经营战略等内部缺陷问题，严重制约了民营企业竞争力的提升。而制度性风险、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所导致的民营企业资金短缺、生产经营投入不足，进而致使技术创新投入不足、技术研发能力弱，又将严重影响民营企业的发展后劲。另外，中国企业联合会《2003年中国企业发展报告》显示，我国民营企业还面临着这样一些问题：（1）非国有民营企业还没有得到完全国民待遇；（2）缺乏正常的融资途径；（3）政府在公共服务方面（教育培训、技术、信息、咨询）尚不充分；（4）税收负担较重；（5）政府的职能转换滞后等。为此，我国的国家发展规划已将促进民营企业发展作为一项重要内容。
二、 现行民营企业税收政策存在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民营企业实行了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积极地促进了民营企业的发展。但随着国民经济的深入发展，原有的税收优惠政策暴露出目标偏低、税收优惠措施和手段缺乏多样性等问题，严重影响和制约了民营企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一)现行企业所得税制对民营企业的不合理待遇
现行企业所得税制仍实行内外两套税法，对外资企业优惠多，税负轻，对内资企业优惠少，税负重；同属内资企业，又是对大型国有企业优惠多，而对中小民营企业优惠则较少。现在外商投资企业的实际税负率约为12%左右，内资企业的实际税负率约为25%左右，而民营企业实际税负率则还要高一些。其原因主要在于：
1、税收优惠政策过少。《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了诸多的税收优惠政策，如对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从获利年度起实行“两免三减半”的优惠，而内资企业只对设在经国务院批准的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等特定地区的企业可享受15%、24%的优惠税率，而绝大部分民营企业享受不到这一优惠。
2、优惠税率仍然过高。现行企业所得税制规定，对利润较低的企业可实行优惠税率，年应纳税所得额在10万元以下的减按27%的优惠税率征收，在3万元以下的减按18%的优惠税率征收。这一优惠税率仍然过高，而适用优惠税率的应纳税所得额标准则定得太低，使得不少应予扶持的中小民营企业得不到扶持照顾。
3、费用列支标准过严。对外资企业工资支出、利息支出、广告费支出、公益救济性捐赠等不少支出项目基本上可据实列支，而内资企业无法享受这一优惠。如工资支出，内资企业实行计税工资(人均每月960元)。尤其是对广州这样经济发达的大城市，严重脱离实际工资水平，加重了内资企业的税收负担。
4、折旧年限规定过死。外资企业不少实行加速折旧，内资企业在折旧年限上则限定过死，特别是很多民营企业机器设备超负荷运转，磨损很快，费用列支不予照顾，加重了负担。
(二)其他地方税种对民营企业发展的不利因素
1、营业税是地方税种中最具增长潜力的税种，由于营业税的课税范围覆盖了整个第三产业，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第三产业发展空间较大，与此密切相关的营业税也将有较大的增长空间。但是营业税起征点过低成为制约第三产业的发展的主要因素，目前我国的营业税起征点为按期纳税的起征点为月营业额200-800元，按次纳税的起征点为次（日）营业额50元，这显然不符合我国的经济发展形势。
2、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民营企业的发展说到底，就是人才与技术的竞争。因此，个人所得税税收政策应立足于引导依靠诚实劳动勤劳致富的民营企业家和民营企业员工的大量增加。所以，如何既通过社会保障机制有效保障低收入阶层的生活水平，又通过适当的个人所得税税收优惠合理调动民营企业家及民营企业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重要课题。
(三)现行税收征管不能有效引导和监督民营企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规定，纳税人不设置账簿或账目混乱或申报的计税依据明显偏低的，税务机关有权采用“核定征收”的办法。但有些基层税务机关往往对民营企业不管是否设置账簿，不管财务核算是否健全，都采用“核定征收”的办法，扩大了“核定征收”的范围。同时有关部门制定的“应税所得率”，也不符合民营企业薄利多销、利润率低的实际；有的甚至不管有无利润，一律按核定的征收率代征所得税；还有些基层税务机关甚至对税法已明确的“对乡镇企业征收所得税可减征10%用于补助社会性开支”等优惠政策规定，也未落实。这都加重了民营企业的税收负担，有碍民营企业的发展。
三、 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的税收政策建议
税收政策应定位于支持和鼓励民营企业的发展，为民营企业创造良好的税收环境，因此税收促进民营企业发展应主要把握公平税负原则。即制定税收政策规定时不得对民营企业有所歧视，对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应一视同仁。并且，在不违背市场经济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应给予民营企业较多的税收优惠。当前税收优惠扶持的重点民营企业是：以高新技术转化为主的科技型企业，以吸纳下岗职工为主的就业型企业，以当地农副产品综合利用为主的深加工型企业，面向社区生活的服务型企业。
(一) 改革现行企业所得税制，减轻民营企业的税收负担
1、 建议以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为基点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同时规范统一所得税税基，使内资、外资及所有不同类型的企业执行统一的税前扣除标准。我们在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前提下，应考虑适当降低税率，可由33%降到25%左右。原规定年利润在3万元以下的企业减按18%，3万元至10万元的减按27%征收企业所得税。建议改设15%和20%两个低档税率，继续体现对民营企业的照顾。同时考虑经济发展情况，建议对民营企业年利润额度的规定适当提高标准，如提高到7万元以下、7万元至15万元，可享受两个低档税率的照顾。
2、放宽税前费用列支标准。统一后的企业所得税法税前费用列支标准．原则上应向现行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的税前费用列支标准靠拢，彻底消除对内资企业的限制，特别是对民营企业的歧视。改革的重点是：一要取消“计税工资”的不合理、规定，改按企业实际支付的工资全额税前列支；二要取消对公益性、救济性捐赠的限额．准予税前列支；三要取消只准按国家银行贷款利率标准列支利息的限制．对不违反现行法规的融资利息支出，都应准予核实税前列支；四要取消技术开发费税前列支只限于国有、集体企业的限制，民营企业也应同样享受，以贯彻公平税负的原则。
3、缩短固定资产的折旧年限。对民营企业特别是科技型民营企业的机器设备，允许实行加速折旧．缩短折旧年限，提高折旧率，以促进民营企业加快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
4、扩大民营企业税收优惠范围。我们应重点采取以下措施：一要继续保留对安置待业人员、安置下岗职工、安置残疾人和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二要适当扩大新办企业定期减免税的适用范围，不要仅限于部分第三产业，对生产领域、商品流通领域的新办民营企业也可给予定期减免税扶持；三要准许民营企业用税后利润进行再投资，给予按一定比例退税的支持；四要准许企业投资的净资产损失从应税所得额中抵扣；五要准许个人独资和合伙经营的小企业，在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之间选择一个税种纳税；六要对少数民族地区、贫困地区创办的民营企业，授权市县人民政府给予定期减免税照顾。
(二) 完善相关地方税制，维护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
1、适当提高营业税的起征点。我国现行营业税的起征点明显偏低，应该根据近10年来经济发展水平、物价指数涨幅、居民生活最低标准等因素，及时提高营业税起征点。考虑到我国幅员辽阔．中西部地区与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差悬殊，发达地区如广州的起征点可作以下调整：(1)按期纳税的月营业额提高到3000-5000元； (2)按次纳税的次（日）营业额提高到300-500元。上述起征点的标准，可授权省、市、自治区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在规定的幅度内自行决定，以体现国家对民营企业、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怀，也有利于社会安定团结。
2、给予民营企业家及相关投资者个人所得税优惠。民营企业的发展最终还是取决于人，对民营企业家实施税收优惠政策，制定以人为本的税收政策，也成为各国政府的共同选择。如韩国政府规定，对在韩国国内投资民营企业的外国投资者给予一定的个人所得税减免。因此，我国可以对民营企业家的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及资本所得，在提高起征点的同时减半征收个人所得税；对于来华开展民营企业创业投资的外国投资者，其附加减除费用予以增加，税率予以减半。
(三)改进税收管理服务体系，优化税收征管环境
1、优化税收征管环境。我们应该积极借鉴国外税收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的成功经验和作法，根据本地民营企业实际情况，从方便其纳税的角度出发，进行征纳税方式创新。同时也要改进对民营企业的征收方法，积极扩大查账征收的面，尽量缩小核定征收的比重。同时核定征收的应纳税所得率和纳税定额，一定要通过调查、实事求是核定，以维护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
2、优化对民营企业的税收服务体系。（1）税务机关应树立为纳税人服务的意识，采取多种形式为纳税人提供免费帮助。西方发达国家采取的为纳税人免费提供纳税指南出版物、利用新闻媒介广泛宣传纳税知识、电话咨询服务、走访纳税人、召开税务部门与纳税人研讨会等形式的服务，实践证明是有效措施，我国可以比较借鉴。当前税务部门应纠正在税收服务上的“重大轻小”倾向，加强对民营企业的税收宣传和纳税辅导，及时为民营企业办理税务登记、发票购买等涉税事宜。尤其要创造条件，为那些财务管理和经营管理水平相对滞后的中小民营企业，提供建账建制的业务指导、信息咨询、财务分析和企业发展分析等服务。税务机关应提高服务质量和工作效率，减少企业申报纳税时间，降低纳税成本。（2）应积极推行对民营企业的税务代理制度，这一方面可以充分发挥税务代理机构的作用，尽量减少纳税人因不了解纳税细则而造成的纳税申报中的种种失误；另一方面可以有效减轻税务机关面对众多纳税人的巨大工作压力。
3、加强对民营企业的税收征管工作。以各种税收优惠措施鼓励民营企业发展，决不意味着放松对民营企业的税收征管。恰恰相反，建立民营企业税收优惠体系与加强对民营企业税收征管的工作应同时进行，不可偏废。加强税收征管工作，一是要规范执法，确立有效的执法监督制约机制，体现执法的严肃公正。二是要提高税务机关对民营企业税源的重视程度，加强征管力度。在纳税人集中的地区设立办税服务厅，以计算机管理为主；在纳税人较少的地区设立征收点，征收期内集中人员征收，分类管理，重点稽查，严管重罚。三是要建立针对民营企业的管理中心，企业以自愿的形式加入管理中心。对加入中心的会员，管理中心应在经营、会计、税收方面加强指导和服务。作为会员应向管理中心提供真实的收入情况以及建立真实账目所需的材料。对于加入中心的会员可实行简化的征收管理制度，从而简化小企业的纳税申报程序和缴税程序。通过管理中心的运作引导小企业加强经营管理，提高经营效率。四是加强对民营企业的户籍管理和税源监控，强化责任制，因地制宜实行分类管理，及时掌握小企业经营情况、核算方式和税源变化情况，把优化服务和强化管理结合起来，促使小企业在提高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的基础上，提高其税收贡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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