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不良债权受让人不能起诉银行
--与刘彤海律师商榷
河南省南阳市农业银行法律事务部 马耀强
梁慧星教授在《人民法院报》及《中外民商裁判网》发表 《不良侵权受让人不能起诉银行》一文后，《中国民商法律网站》登载了河南尊严律师事务所刘彤海律师《不良债权受让人不能起诉银行吗?》，刘律师以自己“代理过不良债权受让人起诉银行的案件,并且已经胜诉”为例，认为“梁文用这个案例竟然得出一个普遍性的结论：不良债权不能起诉银行，却有值得商榷之余地。”进而以自己代理的案件为例否定“不良债权的受让人不能起诉银行”。
笔者作为一名银行法律事务工作者，这几年接触这方面案件颇多，深感虽然剥离不良资产带有浓厚的国家干预性质，但不少地方法院对此态度不一，其处理结果大相径庭，由此影响国家实施剥离不良资产政策的效果，且有损法律尊严。故而有必要就有关问题从另一角度与刘律师进行商榷，以期通过更多的讨论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并求得共识。
梁教授《不良债权受让人不能起诉银行》一文的基本观点和结论是无可非议的，他从民事角度分析了在银行剥离之标的物“债权”存在“瑕疵”的情形下，受让人主张瑕疵担保责任 “也只能起诉长城公司，而绝无起诉农行之理。”笔者认为，就以刘律师列举的案例来看，无论从民事角度或者是从国有银行剥离不良资产特殊性角度，都决定了不良债权受让人不能起诉银行。
为了便于说明问题，将刘律师列举的案例复述如下。案例：1994年1月10日某施工队与某建行签订（94年）第01号借款合同一份，合同约定由建行向施工队发放贷款1290937.60元，1996年3月18日建行向施工队出具证明一份，内容为：“某建筑安装公司施工队在开发区建行的借款合同无效。”2000年7月银行将该债权其中的1090937.60元等价剥离给中国信达国有资产管理公司。2002年9月1日该公司将该债权转让给美国马思特公司。同年9月2日信达公司受马思特公司之托，将该公司所享有的1090937.60元“不良债权”转让给原告，受让人支付了相应的对价。当原告找施工队（债务人）追索该借款时，该队出示了前面所说的建行出具的该笔借款合同无效的证明。经查，事实的真相是：在施工队承建开发区建行家属楼工程期间，开发区建行于1994年1月10日要求其以施工队的名义签订了借款合同，所借款项用于银行家属楼工程建设项目。合同签订后施工队在贷款转存凭证上盖了章，但实际并未付给该笔贷款，而是由银行留存，并按照施工队工程进度，分批支付给了施工队，抵付了工程款。但是银行将这笔不存在的虚假债权剥离给信达公司。另按银行《债权转让的协议》第2条约定：“甲方（银行）保证对所转让的债权及其从权利是真实，唯一和合法的，不会有第三人对该债权的权属争议，保证所移交债权的真实，合法，有效。”
刘律师认为，“不良债权”的受让人对施工队追索债权不能的原因是银行的虚假转让债权。该银行将虚假债权转让，非但不象梁文所称使国家利益和广大存款人利益受到损失，而且还白白的赚了109万元。
法院认为：建行与施工队签订借款合同后,并未将款项拨付给施工队，而是按工程进度抵拨了施工队为建行承建的家属楼的工程款，因此，该借款并未实际履行，建行对施工队并不享有债权.建行与信达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是建行将其并不存在的对债务人施工队的债权，转让给信达公司。因该债权并不存在，在法律上不可能实现，该债权转让协议因系建行取欺诈手段订立，故为可撤销合同。信达公司将债权转让给美国公司后，受美国公司委托与受让人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约定将包括本案债权在内的多笔债权，转让给受让人，因其中部分债权并不存在，在法律上不可能实现，故亦属于可撤销合同。现原告提起诉讼，在发现该笔债权并不存在后，并未向信达公司提出撤销债权转让协议的诉讼请求，而是向建行行使了侵害债权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这是当事人对诉讼对象、权利依据的自主选择，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既然受让人不行使撤销权，则上述债权转让协议均为有效合同。在上述事实的基础上，原告以建行侵犯其合法权益为由，请求其承担侵权责任，符合法律规定。建行将本不存在的债权对外转让的行为，主观上过错明显,客观上侵害了该债权最后受让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建行依法应对原告不能受偿的债权承担侵权的民事赔偿责任。
现就本案例和刘律师《不良债权受让人不能起诉银行？》一文中的有关问题讨教如下：
一、不良债权受让人不能起诉银行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我国二十世纪末期发生的国有银行剥离不良资产有其特殊的背景和特殊的做法，由此决定了不良债权受让人不能起诉银行。恕笔者在此赘述几句。
九十年代，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后，各国政府普遍对金融机构不良资产问题给予了极大关注。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是筹措、融通和配置社会资金的主渠道之一，长期以来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然而，在1995年《商业银行法》出台之前，国有银行是以专业银行模式运作的，信贷业务具有浓厚的政策性色彩，加之受到九十年代初期经济过热及经济转轨的影响，在控制贷款质量方面缺乏有效的内部机制和良好的外部环境，从而产生了一定规模的不良贷款。此外，在1993年之前，银行从未提取过呆帐准备金，没有核销过呆坏帐损失。这样，不良贷款不断累积，金融风险逐渐孕育，成为经济运行中一个重大隐患，如果久拖不决，有可能危及金融秩序和社会安定，影响我国下一步发展和改革进程。
鉴于上述情况，在认真分析国内金融问题和汲取国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我国政府审时度势，决定成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集中管理和处置从商业银行收购的不良贷款，并由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先行试点 。 但是，在剥离与收购资产过程中，民事合同的最基本的法律特征——自愿自由原则，包括民事合同中法律地位平等的双方当事人自由选择交易伙伴缔结合同、决定合同内容以及在变更和解除合同、选择合同补救方式等方面的自由均无体现。作为调整民事关系的《民法通则》、《合同法》所倡导的平等原则、自愿自由原则、公平原则等基本原则，在不良资产剥离收购行为中毫无踪影。 剥离资产是“以一比一的比价剥离
给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实际上是将四家银行的不良资产从银行划转到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基本上是一种行政行为”。 可见剥离与收购不良资产行为带有行政性的银行资产调整和划转色彩。
行政性调整和划转企业资产有三个明显的法律特征：一是调整、划转资产是由政府部门所决定的，不是由企业所决定的；二是调整、划转资产是无偿的，资产转移无须支付对价；三是政府主管部门与调整、划转资产的各方当事人在法律关系中的地位是不平等的，是从属关系。通过上述分析，剥离收购不良资产行为，完全具备行政性调整、划转这一法律特征。
剥离不良资产行为既然属于行政性调整、划转，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因政府调整划转企业国有资产引起的纠纷是否受理问题的批复》（法复〔1996〕4号）：“因政府及其所属主管部门在对企业国有资产调整、划转过程中引起相关国有企业之间的纠纷，应由政府或所属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处理。国有企业作为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这一意见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3〕1号）第三条得再次以体现：“政府主管部门在对企业国有资产进行行政性调整、划转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至此也许会遭受质疑，剥离不良资产行为的行政性质仅仅是探讨而已，尚无法律规定？如果这一疑问是出现在前两年还是可以理解的，但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与国有商业银行在政策性金融资产转让协议发生的纠纷问题的答复》（[2004]民二复字第25号）做出后这一疑问已无意义。[2004]民二复字第25号《答复》指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接收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是国家根据有关政策实施的，具有政府指令性划转国有资产的性质。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与国有商业银行就政策性金融资产转让协议发生纠纷起诉到人民法院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该《答复》虽然达不到司法解释的效力层面，但其中对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接收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的性质解释为“是国家根据有关政策实施的，具有政府指令性划转国有资产的性质。”这一认定是具有权威性的。法学界一般认为，最高人民法院的个案批复、答复、复函等，是其对个案处理的司法意见，相关法院在处理此等案件时无疑应当遵循，其他法院在处理类似案件时也应当参照。因此，《答复》对法院审理剥离资产纠纷案件应当具有指导意义。
至此，问题的关键在于不良债权受让人是否享有对原债权银行在程序上和实体上的追偿权。笔者认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资产的行为是典型的债权转让行为，不良债权受让人在程序上和实体上对银行不享有追偿权是债权转让的法律特性所决定的。
王家福先生认为：“就受让人与债务人的关系而言，债权让与使受让人取代原债权人成为新的债权人。他享有与原债权人同样的债权，得请求债务人向自己履行债务，债务人也只能向受让人履行债务。受让人既然是自让与人处承受权利，他所取得的权利自然不得大于让与人”。 无论是在刘律师所列举的案例中，或者是在其他债权让与法律关系中，当让与人或受让人不否认债权转让合同效力的情况下，在债权转让之后，购买不良资产的受让人承继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权利，其享有的权利也仅限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所享有的权利。从法理上讲，“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与国有商业银行就政策性金融资产转让协议发生纠纷起诉到人民法院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值得注意的“发生纠纷”是并没有从诉由上限定何种纠纷，当然应包括所谓的“侵权之诉”）。既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不享有对银行的诉权，顺理成章，作为不良债权受让人的后手不应优于其前手金融资产管理享有的权利，以侵害债权赔偿之诉,请求被告返还占有的不当利益等对银行的诉讼人民法院也不应受理。
刘律师认为“不良债权的受让人不能起诉银行没有法律依据，就笔者阅历所及，关于不良债权转让问题，到目前为止，尚没有国务院法规或中国人民银行的规章等禁止性规定，也没有相关的司法解释或批复。”从以上法复〔1996〕4号、法释〔2003〕1号、[2004]民二复字第25号等司法解释和文件可看，刘律师这一结论，至少说是不全面的、不确切的。因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也是“不良债权的受让人”，上述司法解释和文件即是对刘律师结论的最好解答。
由此以来，是不是就可以无视不良债权的受让人的“权益”了？非也。受让人在向债务人追偿债务时，若发现银行剥离的贷款有瑕疵，完全可以按照合同相对性原理，先向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主张权利解决纠纷。尔后，国有银行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之间对于因不良资产进行行政性调整、划转的行为产生的争议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因政府调整划转企业国有资产引起的纠纷是否受理问题的批复》规定“按相关机制予以解决。如企业对主管部门的行政政策不服，可进行内部调解，或者依据其它规定，采取行政诉讼方式解决。”
退而言之，假若按照刘律师那样“原告以侵害债权赔偿之诉,请求被告（银行）返还占有的不当利益,”是成立的，那么，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转让了一笔虚假债权，导致原告所谓的“期待利益”不能实现，原告又为何不可以对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提起“侵害债权赔偿之诉”, 由资产管理公司赔偿“期待利益”呢？
三、刘律师列举案例中建行不构成侵权。
以上从国有银行剥离不良资产特殊性角度分析了为什么“不良债权的受让人不能起诉银行”。下文抛开剥离不良资产的特殊性仅从民事角度分析来看刘律师列举的案件中不良债权的受让人为何不能起诉银行。
刘律师认为：我所代理的受让人可以有三种请求权，原告可以有三个救济渠道，属于三个请求权竞合（既违约、侵权、借贷合同纠纷竞合），“原告以侵害债权赔偿之诉,请求被告返还占有的不当利益,符合法律规定。”果真如此吗？不妨从侵权构成要件作如下分析：
1、银行主观上无过错。
银行剥离呆帐是依据国家有关政策进行的。国务院办公厅国办发(1999)33号、国办发(1999)66号文件 规定的不良贷款剥离范围是:“逾期、呆滞、呆帐贷款”。这些文件中并没有规定由哪些原因形成的逾期、呆滞、呆帐不得剥离。在建行剥离案件中，“该份《借款合同》标的额，根本就未转到建筑公司账户内，而是由银行以该公司名义，于1994年1月10日 转入被告设立的账户款项，由其支配并冲抵了工程款，并且已通过诉讼手段解决了彼此间的债权债务纠纷。”刘律师在此介绍的是导致这笔贷款形成呆帐的具体原因，但并没有否认该贷款的呆帐形态。建行依据国务院办公厅政策的精神予以剥离何错之有？相反，如果这些不良资产不予剥离，其金融风险依然存在，是有违国务院政策精神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银行业对贷款实行五级分类之前，贷款质量实行四级分类，即：正常、逾期、呆滞、呆帐。这四种类型构成了贷款质量的指标体系。从银行业角度，也惟有此才能揭示贷款质量的优劣。
所谓“呆帐”，《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会计上指收不回的帐”， 财政部规定“由于下列情况不能收回的贷款可列为呆帐：（一）借款人和担保人经依法宣告破产，进行清偿后未能还清的贷款；（二）借款人死亡，或者依照《民法通则》的规定，宣告失踪或宣告死亡，以其财产或遗产清偿后，未能还清的贷款；（三）借款人遭受重大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损失巨大且不能获得保险补偿，确实无力偿还的部分或全部贷款，或者保险赔偿清偿后未能还清的贷款。”中国人民银行规定“下列贷款呆滞后，经确认已无法收回的贷款，列入呆账贷款：（一）借款人被依法撤消、关闭、解散，并终止法人资格；（二）借款人虽未依法终止法人资格，但生产经营活动已停止，借款人已名存实亡；（三）借款人的经营活动虽未停止，但产品无市场，企业资不抵债，亏损严重并濒临倒闭。”
尽管国家财政部和人民银行对呆帐贷款的认定标准有所差异，同时，各国有银行总行根据财政部的授权对呆帐认定的标准也有所不同 。但是，从“呆帐”的认定标准中至少可以看出呆帐贷款的基本特征是一种“收不回的帐”、“不能收回的贷款”、“经确认已经无法收回的贷款”，而且，借款人或借款担保人“有经济偿还能力”“不得列作呆帐”。贷款形态是衡量贷款债权质量的权威性标准，建行剥离贷款时已经通过“呆帐” 形态将债权的风险性明确告知受让方的，对于转让标的之主要质量状况作了揭示。对于债权让与者而言，只要告知收购方让与标的为呆帐、呆滞、逾期类型即应视为尽到剥离的相应义务。不知刘律师何来“具有欺诈性质”？也不知建行该怎样做才算诚实守信？
2、受让人没有损害事实。
“原告受让的《借款合同》中的当事人为中国建设银行,即原告持有的这份债权凭证(借款合同)是被告出具的。这份不能实现的债权契约,侵害了原告的债权及期待利益。” 在此，建议刘律师弄清两个概念，即“债权的真实”与“债权的实现”。“债权的真实”涉及债权让与的基本条件，让与人仅负有保证债权确实存在的义务，并不保证债务人能够清偿的义务；“债权的实现”涉及是债务人的履行问题，“在债权让与之后，如债务人没有支付能力，不能履行对受让人的债务，受让人不能请求让与人给付，因为让与人对债务人没有保证责任，债务人的履行能力不属于转让的债权的瑕疵。从其他国家的相关立法中我们可以得到有益的启示。如《意大利民法典》1267条规定，‘转让人不负责债务人的偿付能力，但他提供担保的除外’”11还需要请刘律师注意的是，案例中这笔贷款本身就是一笔无效合同形成的“呆帐”，客观上是依法“收不回的帐”、“不能收回的贷款”、“经确认已经无法收回的贷款”。受让人合法权益是否受到侵害，应看是否危害了该“呆帐”债权债务关系是否客观存在过，而不应将债权能否实现作为判断标准，更不能以该债权不能受偿为由认定银行侵害了其合法权益。建行剥离的是“呆帐”债权，原告持有的仍是“呆帐”凭证，债权没有发生质的变化。《合同法》 第113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合同法》该条的释义认为“可得利益的求偿需坚持客观确定性，即预期取得的利益不仅主观上是可能的，客观上还需要确定的。 可得利益的求偿不能任意扩大。对此，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74条规定，赔偿损失‘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在订立合同时依照他当时已知道或理应知道的事实和情况，对违反合同预料到或理应预料到的可能损失’”12一笔呆帐客观上的“期望利益”只能为零，如今无法实现债权，与客观上存在的“期望利益”债权正好一致，原告利益丝毫未损！不难看出，刘律师是将“债权的真实=债权的实现”。
3、买受人所谓损害事实与银行剥离不良资产行为是不存在因果关系的。
刘律师认为：“不良债权”的受让人对施工队追索债权不能的原因是银行的虚假转让债权的行为造成的，笔者认为这是主观臆断。
在债权转让交易中，由于转让的标的是“呆帐”债权，当债权明显存在实现风险的情况下，受让人在购买债权时应当对于“呆帐”债务人和贷款债权实现的可能性进行全面了解。在银行已明示为“呆帐”的情况下，受让人明知是“收不回”、“不能收回”、“经确认已经无法收回”的呆帐贷款却故意购买，或是疏忽大意连债务人的基本情况都没有搞清楚而盲目投资，其不能实现预期目的应自负其责。正如顾客到商店购物时，商家公示该商品为次品而买方偏偏要去购买，难道说顾客买得次品这种情况也要让商家承担出售次品的责任吗？现实生活中不排除购买呆帐后能够从债务人那里得到受偿的情况，这只能说明银行将并不符合呆帐标准的贷款作为呆帐剥离了，它并不能改变呆帐贷款 “不能收回” 、“经确认已经无法收回”的本质属性。
其实，在信贷领域大量的贷款或因办理贷款过程中不当导致主从合同无效，或因催收不当导致时效丧失，或因债务人破产、死亡等原因导致债权债务关系灭失。凡此种种，其贷款在银行均是以不良资产形态存在。正是如此，导致银行风险加大，如果不予剥离，银行风险何以消除？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谁购买这些贷款谁就应承担其风险。
由此可以看出，“不良债权”的受让人不能实现债权的原因不是所谓“银行的虚假转让债权的行为造成的”，其最直接的原因也是最根本的原因是原告购买的债权是一笔死帐，否则就无视了呆帐贷款的本质属性。换而言之，如果某施工队与某建行签订（94年）第01号借款合同被法院确认为有效合同，可是施工队破产清算后导致建行贷款受偿率为零，在此情况下银行将贷款作为呆帐剥离，那么，“不良债权”的受让人对施工队追索债权不能实现的原因显然是银行的转让债权债务关系已消灭债权而造成的，以刘律师所见银行岂不也应承担民事责任吗？以此推论不良资产剥离岂不真的要“重新洗牌”？
4、银行在剥离过程中无违法之处。
行为的违法性是侵权行为的本质特征。在银行的信贷管理工作中，不排除银行工作的过错而将正常贷款形态劣变为呆帐贷款形态，也排除各种形态的贷款并不符合呆帐条件而被认定为呆帐。这些行为侵害的客体是国家信贷管理制度，损害了本单位的利益，对此，如果查明属于银行的过错，依照金融规章做出相应处理，其承担的是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但引起这两种责任并不证明剥离行为本身有违法之处，并不证明剥离行为本身损害国家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利益，并不必然的引起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和投资人承担民事责任。尤其是通过上述分析清楚的看到，建行既无侵占国家财产的意思，也无侵占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财产的证据，更无侵占原告财产的事实。不存在“非法转让给他人获取不当利益”“取得了109万余元的不当利益”的问题。刘律师适用《民法通则》第117条认为建行“属侵权行为，应返回其所得利益和赔偿利息损失。”是缺乏基础法律事实的。
三、对其他几个问题的浅见。
1、《不良债权受让人不能起诉银行》该文的标题本身就带有命令性质吗？
由于“不能”不是一个法律概念，在无其他解释的情况下，只能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来理解。查《现代汉语词典》“不能”一词没有单独释义。从语法角度，“不能”是“能”的否定，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能”可解释为“能够”。依此而言，“不能”可扩充解释为“不能够”。梁教授的文章标题《不良债权受让人不能起诉银行》可否理解为《不良债权受让人“不能够”起诉银行》？“能够”在《现代汉语词典》释义为“表示有条件或情理上许可” 13梁教授的文章标题是否理解“为从法律上不具有起诉条件或从情理上 ‘不能够’起诉银行”的意思？这样来理解梁教授的文章标题，可能不至于把《不良债权受让人不能起诉银行》高看为“带有命令性质”吧！
2、建行剥离一案的判决评理并无价值。
刘律师引用原告胜诉判决中的一般评理“以正视听”，对此笔者不敢苟同。首先中国尚未实行判例法，个案的评理仅对个案而已，更何况刘律师所举案例似乎不是最高法院判例；其次，法院的评理仅是该法院对个案处理的态度，并不一定证明其判决中实体处理的合法性，因终审判决经申诉还有可能改判；其三，梁先生所举的案例，即是本人曾参与的案例。14对此案件，我与梁先生和刘律师的观点一致，14但遗憾的是两级法院并不认可这样的观点。所以就个案而言，建行剥离一案判决的说理是十分苍白的。
3、债权是“准物权”吗？
刘律师在文中指责梁先生“似乎忘了”，“债权让与在民法理论上称‘准物权’”。难道果真是梁先生“忘了”吗？笔者看来，并非是梁先生忘了，似乎是刘律师对合同债权转让性质的理解过于狭隘罢了。关于合同权利转让的性质立法者和学者有不同的观点，其中包括“不要因的准物权合同说”、“要因的买卖合同说”和“合同说”。但前两种观点不应为我国法所借鉴。15在多种观点并存的情况下，刘律师断言“债权让与”在民法理论上称“准物权”未免过于武断了。
昆明市户外广告设施设置管理办法
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政府
昆明市人民政府令
第112号
《昆明市户外广告设施设置管理办法》已经2012年4月13日昆明市人民政府第31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公布，自2012年7月10日起施行。
市长 张祖林
二○一二年六月五日
昆明市户外广告设施设置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户外广告设施管理，改善市容市貌，塑造良好的城市形象，促进户外广告行业健康发展，根据《云南省城市建设管理条例》、《昆明市户外广告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户外广告设施，是指用于发布商业广告、公益广告而利用建（构）筑物和户外场所、空间设置的设施，包括店招、店牌、布标、展示牌（栏）、电子显示装置、灯箱、橱窗、霓虹灯、实物造型等设施。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户外广告设施设置及其相关管理活动。
第四条 户外广告设施的设置，应当根据城乡的风貌、格局和区域功能、道路特点等，统一规划、整体设计、分区控制、合理布局、确保安全，并符合户外广告设施设置专项规划和详细规划的要求。
第五条 利用市政公共设施、城市道路、广场等公共区域或者占用公共空间设置户外广告设施实行特许经营。
第六条 市城市管理行政部门负责本市户外广告设施设置的指导、监督、考核工作，并具体负责五华区、盘龙区、官渡区、西山区、呈贡区和昆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昆明经济技术开发区、昆明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以下简称三个国家级开发（度假）区〕范围内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规划和设置许可的审定工作。
县（市）区、三个国家级开发（度假）区、昆明阳宗海风景名胜区、昆明倘甸产业园区和轿子山旅游开发区城市管理行政部门（以下统称属地城市管理行政部门）负责各自区域内户外广告设施设置的监督管理工作。
其他相关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实施监督管理。
第二章 设置规划
第七条 本市城市规划区内户外广告设施设置专项规划，由市城市管理行政部门会同规划、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依据《昆明城市总体规划》编制，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县（市）区和开发（度假）区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详细规划由属地城市管理行政部门依据市户外广告设施设置专项规划，按照下列程序进行编制：
（一）五华区、盘龙区、官渡区、西山区、呈贡区和三个国家级开发（度假）区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详细规划应当报市城市管理、规划部门审定，并经属地人民政府和管委会批准后实施。
（二）其他县（市）区、开发区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详细规划经同级人民政府和管委会批准后实施，并报市城市管理、规划部门备案。
经批准的户外广告设施设置专项规划和详细规划确需调整的，应当按照原批准程序报批。
第八条 户外广告设施设置专项规划和详细规划应当按照“高起点、高标准、高品位”的要求，根据城乡区域功能、道路功能、建（构）筑物使用性质以及户外广告设施对城市景观的影响程度，实行分区控制，并根据不同类型的户外广告设施，对设置密度、位置、尺寸、造型、色彩进行分类控制。
第九条 城市管理行政部门应当定期组织专家对户外广告设施设置专项规划和详细规划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估，依据评估意见提出修订报告，评估周期不超过5年。
第三章 设施设置
第十条 户外广告设施的设计风格、造型、色调、数量、体量、形式、位置、朝向、高度、材质应当与相应建（构）筑物和周围环境协调美观。
提倡和鼓励使用节能环保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设置户外广告设施。
第十一条 下列区域和情形禁止设置户外广告设施：
（一）国家机关、学校、文物保护单位的建（构）筑物及其规划控制地带和风景名胜区核心景区；
（二）高压电力架空线安全保护范围内；
（三）占用城市绿地、遮挡绿化景观；
（四）利用照明路灯灯杆等城市道路照明设施；
（五）利用交通标志、交通信号灯、交通护栏、高架道路、道路隧道及其附属设施和道闸等交通安全设施；
（六）利用路名牌、公话亭、公共客运站台以外的公共设施、市政设施及交通指示设施设置户外广告；
（七）利用居民小区和单位的围墙、围栏；
（八）利用违法建（构）筑物和未预留广告位的新建、改建建（构）筑物；
（九）妨碍人行道、盲道、消防设施等公共设施使用，损害公共利益，影响市容市貌或者他人生产生活；
（十）在城市规划区范围内设立立柱式户外广告；
（十一）在建（构）筑物顶部设置户外广告设施；
（十二）在橱窗上张贴平面广告，或者在橱窗内堆放杂物；
（十三）跨越道路设置户外广告设施；
（十四）法律、法规以及户外广告设施设置专项规划、详细规划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十二条 禁止在公共场所、建（构）筑物、公共设施上乱发、乱贴、乱涂、乱挂推销商品和提供服务等信息。
第十三条 在道路沿线设置户外广告设施，不得妨碍安全视距、影响通行，不得遮挡路灯、交通标志、交通信号灯。
除公共信息标识外，道路上不得单独设置商业户外广告设施。
第十四条 城市主要窗口区域、门户节点及公共开敞空间的商业性广告设施，应当无偿提供广告位，用于每年不少于60日的公益广告发布。
第十五条 在建（构）筑物上设置户外广告设施，应当镶嵌或者依附于建（构）筑物的外立面，并不得有下列情形：
（一）破坏建（构）筑物容貌以及立面形式、主要特征、轮廓线、天际线等的；
（二）妨碍建（构）筑物的消防、采光、通风等功能；
（三）超过城市规划中限定的建（构）筑物高度；
（四）除公共信息标识和建（构）筑物名称外，利用住宅设置户外广告设施；
（五）利用建（构）筑物玻璃窗、阳台粘贴、绘制、悬挂户外广告设施；
（六）未征得建（构）筑物产权人同意设置户外广告设施；
（七）法律、法规以及户外广告设施设置专项规划、详细规划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十六条 企事业单位、个体工商户及其他组织可以在其合法的经营、办公场所或者建（构）筑物上设置店招店牌。
店招店牌包含的名称、字号和标志等应当与其取得的合法注册登记相符，并遵守下列规定：
（一）建（构）筑物名称标识应当设置在建（构）筑物的外立面；
（二）新建、改建建（构）筑物的，不得设置楼顶标识，可以在外立面上设置镶嵌式标识，但应当在规划审批图中预留位置；
（三）临街商铺的店招店牌应当设置在建（构）筑物檐口下方或者门楣上方，上下沿口之间的距离不得超过2米，并不得外露钢架等结构；
（四）同一建（构）筑物临街商铺店招店牌的上下沿口及外立面应保持平齐，使用材质应趋于一致；
（五）店招店牌的设置材料应当与建（构）筑物风格和周边市容景观相协调，不得使用高耗能、劣质材料；
（六）店招店牌不得多层、重叠设置；多个单位共用一幢建（构）筑物的，可在建（构）筑物控制红线内的入口处统一设置指示牌；
（七）不得含有经营商品品牌名称等内容。
第十七条 公益性户外广告设施应当按照“统筹考虑、统一规划设计、统一设置、统一管理”的原则，由市级有关主管部门编制公益性户外广告设施详细规划，报市政府批准后实施。未列入公益性户外广告设施详细规划的，一律不得设置。
禁止擅自改变公益广告设施用途，发布商业广告。
第十八条 城市管理行政部门和有关主管部门应当按照“精心、精细、精品”的要求进行监督管理，不断健全、完善各项管理制度，逐步实现户外广告设施管理的智能化、信息化。
第十九条 城市管理行政部门应当建立户外广告企业诚信档案，将设置户外广告过程中的违法行为作为不良记录，录入户外广告企业诚信档案，并定期向社会公布。
第四章 许可管理
第二十条 设置户外广告设施的，应当向属地城市管理行政部门提出许可申请，取得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许可。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许可期限为3年，特殊情况可以适当延长，但最长不得超过5年。
申请设置户外广告设施，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申请书；
（二）营业执照、广告经营许可证或者广告单位资质等级证书；
（三）场地使用权属证明；
（四）具有设计、安检、质检资质的单位出具的户外广告设施设计施工图（盖出图章）、技术资料（店招店牌、橱窗广告除外）和效果图；
（五）可能影响交通、绿化、电力等公共设施使用和消防安全的户外广告设施，应当提交相关部门的审核意见；
（六）新建、改建建（构）筑物时，需设置户外广告设施的，还应当提交经规划管理部门审批的建设方案和市城市管理行政部门的书面审核意见。在现有建（构）筑物上设置户外广告设施的，应当提交规划部门的书面审核意见。
（七）在历史文物保护建筑上设置店招店牌的，应当提交规划部门的书面审核意见；
（八）利用市政公共设施、城市道路、广场等公共区域或者占用公共空间设置户外广告设施的，应当提交特许经营权协议；
（九）法律、法规、规章规定需要提交的其他材料。
第二十一条 在五华区、盘龙区、官渡区、西山区、呈贡区和三个国家级开发（度假）区范围内，按照下列程序办理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许可：
（一）属地城市管理行政部门接到申请材料后，应当审核申请材料是否齐全，不符合的，不予受理，并说明理由，符合的，应当受理；
（二）属地城市管理行政部门指派两名以上工作人员进行现场核查，现场核查与申请材料不符合的，不予许可，并说明理由；现场核查与书面材料符合的，提出初步审查意见，报经市城市管理行政部门审定后，由属地城市管理行政部门核发许可证件。
第二十二条 新建、改建建（构）筑物时，需设置户外广告设施的，应当与建（构）筑物同步规划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并按照下列程序办理相关手续：
（一）在申办规划审批手续时，由规划管理部门告知建设单位在建设方案中应当包含户外广告设施设计方案，户外广告设施设计方案应当按照户外广告设施设置管理的法规、规章和专项设置规划进行设计；
（二）规划管理部门在审批建设方案时，应当征求城市管理行政部门意见，经规划管理部门审批的建（构）筑物立面规划设计图中应当预留户外广告位置，注明户外广告设施的位置、形式、尺寸；
（三）户外广告设施设置人持经规划管理部门审批的建设方案，按照本办法第二十条的规定，申请办理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许可。
第二十三条 利用市政设施设置户外广告设施的，除签订项目合同外，还应当按照本办法规定，申请办理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许可。
第二十四条 在本市主要窗口区域、门户节点、重要交通节点、主要景观控制区范围内设置户外广告设施的，属地城市管理行政部门在许可前，应当组织规划、建（构）筑物美学等相关专家论证、评审，出具评审意见，并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得少于7日。
第二十五条 户外广告设施应当在许可后60日内完成设置。特殊情况需延长的，报经属地城市管理行政部门同意后，可以延长，但最长不得超过90日；逾期未设置完成的，应当重新按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第二十六条 户外广告设施设置人应当在户外广告设施许可期限届满前60日内，按照本办法规定，重新提出设置申请，经批准后，方可继续设置户外广告设施。
第二十七条 因举办大型文化、旅游、体育、公益活动或者商品交易会、展销会等需要设置临时性户外广告设施的，设置期限不得超过10日，并应当在设置期限届满后1日内自行拆除。
设置临时性户外广告设施的，应当向所在地县（市）区和开发（度假）区城市管理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申请书；
（二）有关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
（三）临时户外广告设置的形式、范围及其效果图；
（四）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材料。
第二十八条 属地城市管理行政部门应当在收到临时户外广告设置申请5个工作日内，按照本办法第二十条的规定，办理行政许可手续。
第二十九条 五华区、盘龙区、官渡区、西山区、呈贡区及三个国家级开发（度假）区内的店招店牌设置由辖区城市管理行政部门负责许可、管理。店招店牌设置经行政许可后，应当向市城市管理行政部门备案。具体办法由属地城市管理行政部门依据本办法另行制定。
其他县（市）区和开发区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许可程序由属地城市管理行政部门依据本办法的规定另行制定，并组织实施。
属地城市管理行政部门制定的上述许可管理规定，应当向市城市管理行政部门备案。
第五章 安全生产管理
第三十条 设置户外广告设施应当达到标准化、规范化、工艺化，符合国家、省、市有关安全技术标准和规范，保证户外广告设施的安全和牢固。
本市户外广告设施设置的安全技术标准，由市城市管理行政部门会同同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质量技术监督等部门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制定。
第三十一条 除店招店牌、橱窗广告外，户外广告设施应当由具有设计资质的设计单位按相关规范和技术标准进行设计，由具有相应资质的施工单位进行施工。施工完成后，应由具有资质的检测单位进行质量检测，出具质检报告，并经属地城市管理行政部门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第三十二条 户外广告设施的设置人或者经营者是户外广告设施维护、管理的责任人（以下简称管理责任人），应当保持户外广告设施的安全、完好、整洁、美观、正常使用，并与属地城市管理行政部门签订安全责任书。
第三十三条 管理责任人应当每月对户外广告设施进行一次以上的安全检查和维修。
第三十四条 遇风季、汛期、雨雪、雷电等特殊时期和情况，管理责任人应当采取有效的安全防范措施，加强安全管理工作，防止发生安全事故。
第三十五条 对户外广告设施设置两年以上的，管理责任人应当委托有资质的检测单位按相关的技术标准，对户外广告设施及其基座部分进行安全检测，并向属地城市管理行政部门提交安全检测报告。
第三十六条 户外广告设施达到设计使用年限的，应当由户外广告设施设置人自行拆除。
第三十七条 对出现安全隐患的户外广告设施，管理责任人应当及时排除安全隐患。在排除安全隐患期间，应当采取有效的安全保障措施，防止发生事故。未及时整改发生安全事故，造成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管理责任人应当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第三十八条 城市管理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户外广告设施安全的监督检查，发现户外广告设施存在安全隐患，应当责令管理责任人立即排除安全隐患或拆除。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一）、（二）项、第十七条、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七条规定的，城市管理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以1万元至3万元的罚款，并依法拆除广告设施。
第四十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的，城市管理行政部门责令清除，没收其物品和相关工具，对行为人并处3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制作者、经营者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可采取限制通讯服务的措施。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第（三）、（四）、（五）、（六）、（七）项规定的，城市管理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整改；逾期不整改的，依法拆除，可并处1000元至2000元的罚款。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规定的，城市管理行政部门处以5000元至1万元的罚款。
第四十三条 对依法应当拆除的户外广告设施，管理责任人应当在城市管理行政部门规定的期限内自行拆除；逾期不拆除的，城市管理行政部门可以依法拆除，或者依法委托专业企业代为拆除，拆除费用由管理责任人承担。
第四十四条 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户外广告设施设置管理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五条 本办法自2012年7月10日起施行。2006年3月1日昆明市人民政府公布施行的《昆明市主城规划区户外广告设置管理规定》（昆明市人民政府令第61号）同时废止。
